那几个小太监都十分高兴的样子，杨瑜的话锋一转，道：“既然是密室，就不能想外面吐露，否则的话……”刁公公道：“娘娘放心，这几个人都是极其可靠的！”

杨瑜见刁公公这么说，也笑道：“既然如此，本宫不妨碍你们了！”

其实杨瑜也算无所事事了，皇帝这几日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杨瑜当然是心知肚明，她绝不会那么傻，这个时候去触眉头，不然的话，常满的事情她也不会设计让陈丝丝和冯天爱代劳了，这一切都是杨瑜不想惹祸上身的缘故。

当然，总有一些人会那么不识时务，要闹出一些事情来！

这一天，一大早，就有人闹到了飞霜殿来，缘由是那鱼小仙告发这怜儿是假孕！这可是欺君之罪，是要灭九族的！

皇帝不禁烦心不已，本来这几****偷偷地传唤韩太医，向他询问道家的修仙之法，这韩太医自然是欣喜非常，他是道家的弟子，若是能为道家的发扬光大尽一点力，他自然是愿意的，道家在唐武宗的时候极其风光，却在唐宣宗继位之后便渐渐没落。

其实，在大唐的历史上，关于佛道之争的事情就非常的多了，公元618年，李渊父子利用农民起义的力量，推翻隋朝的统治，建立起新的统一的唐王朝。唐统治者接受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采取一系列发展生产，保障民生，巩固社会秩序的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进入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佛教文化作为唐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达到了鼎盛阶段。

唐代诸帝对于佛教的态度，出于真正信仰者较少，普遍地是从政治上着眼，并且通过儒、释、道三教的次序安排表现出来。总体上看，唐王朝对三教是采取以儒家为主体，对佛、道两家调和并用的政策。但由于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原因，在具体执行中往往有所侧重。

唐初的三教关系主要表现于佛、道之争中。

高祖武德四年(621)，太史令傅奕首先发难，上表批评佛教，罗列罪状，请求罢废。他突出指责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贮”，“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建议国家采取措施，“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太史令傅奕上减省寺塔废僧尼事》，《广弘明集》卷十一)。当时因护法沙门法琳“频诣阙庭”，多方申辩，使唐高祖将傅奕上表暂时搁置。但傅奕并未停止对佛教的攻击，而是“公然宣布遐迩。秃丁之诮，闾里盛传；胡鬼之谣，昌言酒席”(《法琳别传》卷上)，给佛教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于是，佛教徒们纷起撰文反击，如释普应作《破邪论》二卷，李师政撰《内德论》和《正邪论》。法琳认为，这些文章难以击中要害，故而另辟蹊径，“案孔、老二教师敬佛文，就彼宗承斥其虚谬”，作《破邪论》。同时他上《启》与储贰、亲王及公卿、侯伯，寻求朝廷内部和达官显贵们的支持。不久，太子李建成等奏上《破邪论》，高祖看后，动摇了重道破佛的决心。

武德七年(624)，傅奕再次上疏，揭露佛教弊害，坚请罢除。文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傅奕传》，《旧唐书》卷七九)道教徒借此机会，也展开对佛教的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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