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晚上，丽绢的姑母下工回来了，家兴、君兰将今天早晨发生的事情汇报了一通。丽绢的姑母徐世芳听后虽然很高兴，但同时又流lou出一副非常忧愁的神情。要知这是不是又出了什么不幸的事情？且听下回分解。

“你是什么巡捕，是流氓，流氓！”君兰直指安南巡捕鼻子大声叫喊着。这安南人对“流氓”两字完全听得明白，这下真是暴跳如雷，他挥起右手，重重地打了君兰一记耳光。

事情是这样的，这是在1941年中秋节前两天的一个早上，家兴、君兰、丽绢三人背着书包去上学。正巧张荣也要去上工，于是四个人一路同行。这四个人走到亚尔培路，巨赖达路转角，正要朝南向西拐弯时，只见一辆黄包车正由南向北快速穿过马路。这辆黄包车行至这十字路口的中心，南北方向的绿灯，突然变成了红灯。拉黄包车的人此时车子欲退不成，欲停不能，进退两难，只得继续快速穿过这个十字路口。

“他竟连我们中国小学生也敢打！今天要好好教训教训他！”

这时躺在地上的安南人抬起头，吃力地向上看了看，用手指着长脚阿三，说：“是这个人。”

这个非常生动、精彩的故事讲完了。两位学校老师对这个事情了解得更加具体、详细，就称赞张荣是个了不起的上海工人；说这三个小学生主持正义，敢于同欺侮中国穷人的外国巡捕做斗争，是很不容易的，是难得的、爱国的英雄行为！

“不对，我没穿红灯！我的黄包车拉到了这十字路口当中时，是你把绿灯突然扳成红灯的。怎么说是我穿红灯！”阿三这时全身正热呼呼得直冒汗，但脑子却很清醒。看着这个安南巡捕那两只像恶狼般的眼睛，想起了他那也是拉黄包车的父亲。两年前他父亲在静安寺的马路上，也是为了什么穿红灯的事，被英租界上的巡捕、（上海人叫做‘红头阿三’）毒打了一顿，回到家里气得大口地吐血，结果不到两个月就死了。他早就听说过，这个法租界上的安南巡捕，比英租界上的‘红头阿三’还要坏上好几倍。今天这个安南巡捕，肯定不会轻易放自己过门的。他想，自己一点没有错，确实是这个安南巡捕做了手脚。他就据理力争，一再为自己辩解。

再看这个安南巡捕，个子矮矮的，要比阿三矮一个多头；皮肤黑黑的，两只眼睛瞪得似铜铃；一嘴牙齿黄里带黑，满脸横肉，一副凶人恶相。他不由阿三分辩曲直是非，先伸手把黄包车上套着白布套的车垫子一把抢到了手里；接着又用手比划着，要阿三把穿在身上的马夹号衣也拖下来交给他；还转到黄包车后面要去拿牌照。但是没想到的是，阿三不但没有拖下马夹号衣交给他，反而把拿在安南巡捕手中的垫子夺了回来。

“这个安南人太不像话了，太坏了，太野蛮了，太不讲理了！”

又有一个黄包车夫说：“是我！”

那位操山东口音的巡捕，慢吞吞地也回到了十字路口。

家兴等人停下了脚步，凑上前去一看，这个拉黄包车的不是别人，而是隔壁的阿三。阿三只顾同安南巡捕说话，没注意到张荣和家兴他们就站在自己身旁。他把黄包车拉到转弯角停下，坐在车上的一位老妇人和一个小女孩下了车，站到了人行道上。

不一会儿，人群外围有人喊道：“法国巡捕来了！法国巡捕来了！”骑脚踏车在马路上巡逻的两个法国巡捕，来到了十字路口，只见那个安南巡捕躺在地上，鼻青眼肿，满脸是血，浑身泥水。安南巡捕的那顶圆圆的、白色的硬壳巡捕帽子，被踏扁了滚在一旁。他领子上的巡捕号码，全都被拉扯得散落在地。

“是真的。”中国巡捕答道。

说起这些安南巡捕、‘红头阿三’，家兴也曾经问起过张荣：“阿荣爷叔，这个租界上为什么有英国人、法国人，还有中国人的巡捕，为啥还要安南人、印度人来当巡捕？”

张荣见状也急了，怕孩子们吃亏，他立即上前一步，把三个孩子拉到自己身后。他那高大的身子往矮矮的安南巡捕面前一站，两只大眼睛向安南人一瞪。看着眼前两腿叉开，紧握碗口般的双拳的张荣，这个安南人突然怔住了！呆了片刻，他忽又回过了神，还想转到张荣身后去打小丽绢。

这两个法国巡捕一看这个阵势，可能也知道众怒不可犯，也就很识相地耸耸肩，苦笑着，相互看了看，没说什么，就挤出人群，骑上脚踏车走了，去继续他们的马路巡逻差使。那位中国巡捕把躺在水塘里的安南巡捕搀扶了起来，并从他的手里接过开红绿灯的铁扳手，继续开那红绿灯。

张荣在旁边一听就明白了，再说刚才的那一幕他也都看清楚了，确实是这个安南巡捕有意捉弄人，把绿灯突然变成了红灯。

中国巡捕看了看四周说：“好多好多人。”

“打得好！打得好！”围观的人群中发出一阵叫好声。

“是我打的。”

“我作证！我亲眼目睹这位安南巡捕，是在那辆黄包车到十字路口中央时，突然把绿灯变成了红灯。”张荣首先站了出来。

可另一个黄包车夫说：“不是他，是我！”

有一个四十来岁的黄包车夫，个子高高的、瘦瘦的，挤到前面一看，就指着这个安南巡捕，对在场围观的人群高声嚷了起来：“我上个礼拜也是在这里，也是这个安南人，他也是玩这样的把戏，硬说我穿了红灯。剥了我的号衣，拿了我黄包车上的坐垫，还撬了我的牌照。我不但一天生意泡了汤，还白付了车行老板两天的车租。第二天到巡捕房去赎硬牌照时，又罚了我钞票。结果害得我一家老小五口人，连饿了三天肚皮！”这个黄包车夫越说越来气，恨不得能把这个安南巡捕一口给吞下去。

那位安南巡捕拣起帽子和散落在地上的东西，吃力地向南走去。围观的行人，都脸lou喜色，纷纷离去。这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又亮了起来。红灯变绿灯，绿灯变红灯。马路上车辆，行人，又来来往往，川流不息。这里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怒吼声一片，接连不断。安南巡捕见势不妙，想开溜，但已来不及了。这时已有五、六个黄包车夫，还有阿三，把安南人团团围住。众人七手八脚把安南巡捕打倒在地，你一拳，我一脚。这个安南巡捕在地上乱叫、乱滚。滚到了路边一个积水的水塘里，滚得浑身泥水。

中国巡捕摇摇头，说：“不知道，我没有看得清楚。”

“家兴，这就是殖民地的又一个特点。那些英国、法国巡捕，大多是坐坐办公室，最多是在马路上骑着脚踏车，担任到处巡逻的任务。他们不大愿意和中国拉黄包车的这些穷人吵吵闹闹。他们还要显示他们国家的文明、绅士风度。而中国巡捕，大多是山东人，比较讲义气。再说中国人往往会帮助、同情自己国家的这些穷人。洋人对中国巡捕就觉得kao大不住，不会红眉毛、绿眼睛地对付中国穷百姓。于是就推行亚洲人来治理亚洲人的策略。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安南（现在叫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他们就招用印度、安南的老百姓，分别来到中国这些租界里当巡捕。这些人虽然有些也是穷苦老百姓出身，但来到中国后，由于同中国人没有民族认同感，在执行差事时，对付像拉黄包车、小贩等中国穷人，就下得了手。特别是安南巡捕，更加凶狠、蛮不讲理！”今天的事实，就充分证明张荣的说法完全正确！

这时，十字路口停下脚步来围观的行人越来越多，里三层，外三层，一下子围了足足有上百人。一些洋人停下来看看就走了，中国老百姓停下来的大部份没有走。还有十几个黄包车夫，停下车来也要看个究竟。

“是我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