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卿见识广博，绝非那些将领可比，那么爱卿到底想要什么？”沈约道：

“臣希望国家体制改变，实现君臣民共治天下。君主是最高仲裁人，不应该亲裁政务，治理天下的执政权委托给宰相领导的政府。监察、制衡政府的权力则委托给独立于政府系统的台谏，台谏由百姓选出，直言施政得失，弹劾不力官员。”杨迪叹道：

“爱卿心怀天下，朕不如也。朕答应你，愿与爱卿签约明誓。”为明誓约，杨迪在石碑上刻下留给子孙的遗言，历任皇帝在即位时，都必须拜读这份遗训。遗训记载的内容主要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从此，江南不再自治，接受朝廷委派官员，江南兵马归于全国兵马序列，沈约也就此放下兵权，辞去江南节度使一职。

根据与沈约达成的协议，赵国建立了理性化程度很高的权力结构。君主作为天下道德的楷模、国家主权的象征、国家礼仪的代表、中立的最高仲裁人，具有最尊贵的地位与最高的世俗权威。同时君主不应该亲裁政务，虽然一切诏书都以皇帝的名义发出，但基本上都是执政官熟议后草拟出来的意见，皇帝照例同意就可；治理天下的执政权委托给宰相领导的政府，所谓天下之事，一切委之执政；监察、制衡政府的权力则委托给独立于政府系统的台谏，一旦谏官列其罪，御史数其失，(宰相)虽元老名儒上所眷礼者，亦称病而辞职。

就如沈约所言：“常使两者之势适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胜，则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无事矣。”君主只要协调好执政与台谏的关系，使二者达成均衡之势，便可以做到垂拱而治。

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中，出现一个未成年的小皇帝，并不会对整个帝国的权力运转构成巨大的障碍，因为皇权已经象征化，君主不用具体执政。也没有必要为小皇帝专门成立一个顾命大臣团队，宰相领导的政府与制衡政府的台谏保持正常运转就可以了，至于程序性的君权，垂帘的太后便可以代行。也正是因为皇权象征化，临朝听政的太后不太容易出现权力膨胀。君(由太后代理)臣各有权责，不容相侵，一旦出现女主专权的苗头，立即就会受到文官集团的抗议和抵制。

赵国国内太平，国力开始蒸蒸日上，就在此时，齐丹皇帝德光以收复瓦桥关为名，亲率大军深入赵境。齐丹军攻破遂城，生俘赵将王先知，力攻定州，俘虏赵将王继忠，赵军凭守坚城。赵廷朝野震动，杨迪畏敌，欲迁都南逃，赵朝大臣王钦若主张迁都升州，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宰相魏普则力请赵杨迪亲征。杨迪被迫北上。这时魏普倚重的将领是在历次抗击齐丹战斗中屡立战功的杨延朗等人。

齐丹军至定州，两军出现相峙局面，降将王继忠趁机劝齐丹皇帝德光与赵朝讲和。齐丹恐腹背受敌，提出和约，初为杨迪所拒。齐丹军主力集中于澶州城下，日夜不停攻城，赵军守将季延渥死守城池，激战十多天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