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士人，由于受到儒家正统思想哺育而成长，君臣之义是他们立身的基本准则。外戚宦官“窃取朝政，临逼主上。淆乱君臣之义”，使得士人痛心疾首，无比愤慨。士人争相进谏，上书陈词，然而他们的命运都是悲惨的：乐恢上书要求抑制窦宪权柄，以改变君臣失序的状况，然而不仅没有为皇帝所接受，甚至最后被窦宪指使州郡官吏胁迫服药自杀。安帝时宦官专权，杨震数次上疏，未能奏效，后被遣归乡里，在半路饮鸩自杀。杨震在当时是一代名儒，他的死引起了很大震动：“道路皆为陨涕”。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对于士人心理来说，无疑是极大地挫伤。他们反对宦官外戚，本意是维护朝纲，完全是忠于皇权，一心一意维护儒家道统和大一统的朝廷，但这个他们一心维护的政权，已经完全腐败，所以他们得到的只能是一次次的失望。

之后的士人，甚至因反对昏乱之朝政而获得社会普遍同情，声望也因此而提高，李固、杜乔被害，郭亮董班敢于临尸痛哭，最后终于隐居不士。所谓“匹夫抗愤，处士横议”为当时士人风貌之极生动的写照。

此后，“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黄老思想也开始兴起，如王充的《论衡》便公开反对神学的目的论，名法思想开始产生影响。

在思想价值体系崩溃的同时，士族社会开始形成。荐举制度和官僚家族的政治因素、独尊儒术与经学世家的文化因素以及庄园经济与乡里豪强的经济因素结合，便形成了士族。庄园经济自给自足、多种经营的特点影响了士族人格的独立性，在士族知识分子之间，一种相对平等的社会关系开始行成。在这个阶层平面，要求在学术上平等交谈，自由聚会；在思维方法上尊重理性；在人性论上要求“自然”；在政治上要求君主“无为”。这些变化是“魏晋玄学”和“魏晋风度”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

而士族社会对个性自由与封建秩序的双重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表现为魏晋精神世界中“名教与自然”的学术主题。建安时期，曹氏为首的建安名士们思想极为混杂，他们有反儒家传统的精神，推崇黄老的“因循”原则，校练名理，同时又受老庄思想影响，崇尚放达。而产生于建安游宴的魏晋清谈更是玄学产生的摇篮。魏晋清谈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求理，二是娱乐，而平等原则贯穿其中。当时清谈的论题主要有圣人问题、德治与法治、人才标准、君父先后等，破除了天命论，认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君主无为而无不为。这些都对魏晋玄学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人物品评是汉魏之际士人社会最重要的学术活动，魏晋清谈、言意之辨、以及玄学贵“无”思想均萌生于此。魏文帝时﹐刘劭着《人物志》﹐以名家﹑法家立言而杂糅道家思想﹐并把人物品评的一般原则提高到哲学高度进行探讨，是研究魏晋玄学形成的重要资料。《人物志》的全材与偏材关系的学说，从人才角度发展了黄老道家的“因循”政治哲学，为道家与儒、法、术各家的思想融合，提供了理论途径，对魏晋玄学产生了直接影响。魏晋玄学政治学说的核心论点，是“因循”时代需要，灵活运用儒、法、术治国，表现为圣人无为，各种人才各尽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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