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安史之乱16】 唐朝那些事儿
在府兵制逐渐衰落的同时,边疆军事斗争却日趋激烈。为了稳定边疆局势,职业化的募兵逐渐取代府兵成为边防军的主体,而京城和内地并没有迅速填补府兵衰落后留下的军事真空。
李隆基之所以为安禄山打破长期形成的用人原则是因为他被安禄山的假忠诚蒙蔽了。
虽然他已经是帝国的郎中级官员,可是他仍嫌自己升迁得太慢,所以他必须寻找一个可以帮助他迅速实现政治理想的人。这个人终于找到了,那么他要做的事情便是得到这个人的青睐。
经司法部门查实。宫人元氏供认太平公主一党指使她在进献给玄宗皇帝服用的天麻粉中投毒,而崔湜也参与其中。崔湜是否参与投毒疑点重重。《新唐书》与《资治通鉴》对崔湜参与策划投毒持肯定态度。《旧唐书》却记载:“初,湜与张说有隙,(张)说时为中书令。议者以为(张)说构陷之。”可能真正需要崔湜死不是张说而是唐玄宗,因为崔湜知道的太多了!
从这次谈话开始,吉温已经开始将政治砝码全都压在安禄山身上。
上(即唐玄宗)以为然。泄其谋于侍御史邓光宾,上大惧,遽列上其状。”
其实列入兵部常规计划的军事值勤任务都可以称为“番上”,并不是所有的府兵无论远近都跑到京城服役。只有长安附近的府兵才番上到京城,听从中央军事机关南衙十二卫的调遣。
流放途中,崔湜对卢藏用说:“家弟承蒙皇帝隆恩,或许在下还能获得宽恕。”崔湜所指家弟为崔澄。崔澄原名崔涤。崔澄的名字便是唐玄宗李隆基为他取的。崔澄聪明机智,幽默风趣。擅长辩论。李隆基做番王时,崔澄的家濒临他的府第,因此两人过从甚密。李隆基出任潞州刺史时,为其饯行的宾客均送至长安城门而止步,而唯独崔澄将其送到华州,足见两人深厚的情谊。
他那句“只知有皇上不知有太子”的话虽然为他赢得了李隆基的信任,赢得了李林甫的赏识,但却深深地得罪了太子。
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不可能长时间待在河东,所以他需要一个人帮他掌控河东镇的大权,最终选择了吉温。
可见,唐玄宗早有铲除太平公主一党的图谋,只是因为事情泄露而被迫终止。不管太平公主是否谋反,唐玄宗总会将其铲除。
安禄山显然具备发动叛乱的实力,但是他真的会铤而走险吗?
安禄山之所以冒险走上反叛之路最重要的原因是为自己今后的生计甚至是生存考虑。
此时,高祖李渊正在海池边悠闲地划着船。尉迟敬德身披铠甲,手握长予,突然出现在李渊面前。《资治通鉴》这样记载李渊的反应。“上大惊,问曰:‘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尉迟敬德回答说:“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唐帝国的军事格局由“内重外轻”逐渐变为“外重内轻”。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基本上都集中到边疆节度使的手中。
节度使任期一般为四年,而且许多节度使到不了任期届满便予以迁转。“不久任”使得节度使没有充分的时间培育忠于个人的军事势力。李隆基执政后期因为军事斗争的需要出现了节度使长期不变更的局面。安禄山担任平卢节度使竟达十四年之久。
虽然唐朝还没有gdp统计数据,但是古代一般用人口来衡量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因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帝国经济体系中占据绝对主体地位。河北道的经济总量在整个唐帝国内肯定是名列前茅的!
广大内地郡县只有在重要地区才有正规军驻扎,而更多的郡县并没有正规军驻防,仅仅拥有一定数量的郡兵,主要是团练兵。类似于今天的预备役部队。
如果说此时的安禄山还只是有了不安分的想法,仍旧在背叛与忠诚的艰难抉择中纠结着。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使得他在反叛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无法回头。
流放途中的崔湜一直行动迟缓,因为他殷切期盼着赦免诏书。这无疑从侧面印证崔湜并没有参与谋反,否则一个侥幸逃过一死的谋逆之人怎么会奢望赦免呢?
这说明一个鲜为人知但是却极其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范阳镇自筹军费在整个军费开中占很大比例,对于中央拨款的依赖程度有限。自筹军费主要来自营田和地租收入,而安禄山完全可以自由支配这笔巨额收入,所以范阳的部队离开中央的财政支持仍旧可以生存。
只有对方作乱才能证明自己行动的合法性。
太平公主很可能是“被谋反”。太平公主经常召集窦怀贞、萧至忠、岑羲、崔湜、陆象先等人议论朝政。在谈话间,太平公主不免流露出对玄宗的不满,而深受儒家学说的陆象先自然认为妄议朝政不妥,所以触怒了太平公主。两人因为政见分歧而渐行渐远。这些不满的言论很可能被后人渲染成废立皇帝的阴谋。
天宝十年无疑是安禄山人生历程中最为关键的一年。从这一年开始,叛乱已经不再是他的一个想法,而是开始低调地付诸行动。他之所以行事低调是因为他最害怕的人李林甫还活着!
在安禄山的推荐下,吉温出任河东节度副使、知留后,张通儒出任留后判官。
崔湜行至荆州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在讲堂中照镜子,并且对着镜子说:“镜者明象,吾当为人主所明也。”崔湜将此梦告诉占梦人张由。张由一脸忧愁地说:“讲堂是受法之所。而镜字为‘立见金’。这绝不是吉兆啊!”当天,朝廷派来的使者赶到。崔湜等来的不是赦免的诏书,而是赐死的诏书。仅仅四十三岁的崔湜自缢于驿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