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对于我和海因里希关系的讨论没有得到答案，那天的晚饭在一种沉重而焦虑的气氛中结束。这天晚上，对我们来说，是又一个让人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

第二天一大早，两个维希政府的工作人员就出现在家门口。他们率先过来，提前对每一个即将有德国军官搬入的房子进行检查。其中一个明显是被强制分配了任务不得不来，进来后只是站在一楼抽着烟，和父亲随意的闲聊。另外一个则态度傲慢，狐假虎威地四处查看指点。

“房间里的窗帘实在是太旧了……还有椅子……你们就没有带软垫的那种吗？……等那个军官搬进来，你们不要有什么不礼貌的举动，也不要去打扰他……”

他不停的抱怨着，好像屋子里的每一个家具，每一处摆设都无法让他满意，而在他的想象中，他以为自己就是德国人的代表，他不认可的地方一定就是他们不喜欢的地方，而他也绝不想为由此带来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莱格利斯先生刚开始的时候还陪同着，后来因为他颐指气使的态度而气愤不已，也不耐烦于他装腔作势的挑剔，没多久就回房间去陪着劳拉婶婶。我和奥黛丽默默跟着，无论他说什么，我就平静地点着头表示我们记下了。

其实只要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他也就不会过于刁难我们。他无非是想在我们面前表现出高人一等的姿态而已，我反而觉得他既可怜又可笑。这究竟有什么好骄傲的？他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被人操纵的傀儡，却在对着我们炫耀德国人施舍给他们的那点少得可怜的权力。而为了这一点小小的特权，他们有的人甚至可以迫害自己的同胞，或者完全遵照德国人的命令，残忍的把犹太人送上死亡之路。他们以为自己是被选中的人，是懂得顺势而为的人，与其他“无知”的民众之间是如此的不同，实际上只是为种种行径找到一个安慰自己的,自认为合理的借口罢了。

其实我对奥黛丽今天的表现十分诧异。如果是以前，她早已按捺不住借故离得远远的。而现在，无论那个人说什么，她都没有反驳，一直坚持陪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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