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银行孝感市分行安全保卫工作会议在孝北县如期召开。

总体上比较顺利，细节上还是出了一点纰漏：发放纪念品时，把列席会议的孝北县公安局和花园镇派出所的人员漏掉了。

散会晚宴结束，送走所有的客人之后，赵国栋把王加林和余丰新叫到行长室，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通，责问他们，公安局和派出所的参会人员为什么没有纪念品？

王加林和余丰新面面相觑，被问得白眼直翻。

纪念品的数量、鞋子的规格和尺码是保卫股负责统计的，运动鞋是信贷股姚丽琴负责买回的，办公室仅仅是根据保卫股提供的名单负责发放而已，又怎么知道哪些人有纪念品，哪些人没有纪念品？

嘿，办公室是这次会议的牵头主办部门，出了问题，行长拿你们是问也是理所当然的。

听赵国栋发完脾气，余丰新慢慢皱起眉头。

“咝……”他像牙疼似的吸了一口气，说：“不对呀！叶卫国从我这里领走了四双鞋子，怎么会没有公安局的呢？县公安局来了两个人，治安大队队长和消防大队队长，镇派出所就来了一个所长，总共三个人，加上叶卫国本人的，正好是四双鞋呀！”

“你记性倒不错，他领走了四双鞋。四双鞋是按你说的人员发放的吗？”赵国栋反唇相讥，“他们保卫股四个人凭什么每人能领一双新鞋子？支行请来的尊贵的客人反而没有！办公室是怎么统筹的？你们两个主任是么样当的？”

原来，叶卫国提供的“保卫股四双”，是指他、宋司机和两个经警，并不包括县公安局和镇派出所的三位客人。

余丰新于是怒气冲冲地退出行长室，到保卫股去找叶卫国。

叶卫国被叫来之后，面带微笑，露出一脸的无辜：“我以为会议工作人员都有纪念品呢！他们几个人为了统计名单和尺码，电话都打破了。这次召开的又是安全保卫工作会议，我造表时就把他们三个人算在里面了。”

“那我们不是工作人员吗？王主任不是工作人员吗？”余丰新越发怒火中烧，“办公室每一个人都参与了这次会议的筹备和服务工作，你造表时怎么没有统计在内？”

“我以为你们自己会安排呢！”叶卫国嘻皮笑脸地狡辩道，“如果行领导觉得不该给他们三个人发鞋，我让他们退出来就行了。不过，他们都穿过了，可能有点儿脏。”

叶卫国说的不假，赵国栋正是看到保卫股每人都穿着新运动鞋，才感觉不舒服的。

这种人，简直就是流氓和无赖嘛！

赵国栋没有马上表态，坐在转椅上生了好半天的闷气。如果让宋司机和两名经警退鞋，恶人就是他赵国栋了。何况穿过的鞋子退回来之后，也没有办法给别人。

三个中层干部都低垂着头，等待着行长发落。

赵国栋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掏出打火机点燃，接连不断地吸了几口，愤怒的情绪这才有所平息。好半天，他才用和缓的语气发表意见：“已经发出去的鞋就算了，收回来搞得大家面子上都难堪。县公安局和镇派出所的鞋子重新去买，包括三个领导和两个司机。他们是来了两辆车吧？”

叶卫国和余丰新同时点点头。

“至于会议工作人员，大家为了把这次会议组织好，的确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而且最终的结果也比较好，会议召开得很成功。保卫股的同志们平时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也很辛苦。”赵国栋的态度开始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由批评转向表扬，显然是想自己给自己台阶下，顺水推舟做个好人，“这样吧，参与会议组织工作的王主任、余主任和姚丽琴，每人也领一份纪念品，其他的人员就算了。再去买八双鞋子，由余主任负责经办，尽快把公安局和派出所的给他们送过去！”

这样的处理方式和结果，王加林肯定是不满意的。他觉得既不合理，也不公平。但赵国栋就是这样的能力和水平，他也无可奈何。

为了组织召开好这次安全保卫工作会议，他不知操了多少心、费了多少力、加了多少班、熬了多少夜，领一份纪念品，丝毫也不过分。余丰新同样忙前忙后，也受之无愧。但姚丽琴凭什么也有？

姚丽琴就是负责联系采购，鞋子是商家开着车子送过来的。她从中不知吃了多少回扣，还另外得一双鞋子，哪有这样的道理？

还有，保卫股的三名员工就是统计了一下人数和鞋子的尺码，每人都领到了运动鞋，而办公室的胡蓉、袁萍、秦司机、唐司机和水电工，做的工作比他们要多得多，为什么反而没有？

这些话，王加林只能烂在肚子里。

并非他不愿意为办公室的兄弟姐妹们据理力争，而是他心里非常明白，说了等于放屁，甚至连放屁都不如。放屁还能闻到臭味，他说出来不会产生任何效果。赵国栋绝对不会采纳他的建议，更不会改变已经做出的错误决定。

一年多的相处，他对赵国栋的脾气、习性和为人了如指掌。如同医院里的透视设备，他能看清赵国栋的五脏六腑，乃至骨头的构架和血脉的分布。

那么，在王加林眼里，赵国栋又是么样一个人呢？

观其外貌，赵国栋算得上一表人材。一米七八的身高，满头自然卷曲的黑发，浓眉大眼，络腮胡子，基本可以划入美男子的范畴。

这一点我们能够想象得到。不然的话，年轻漂亮的姚丽琴也不会投入他的怀抱。尽管姚丽琴在**方面如饥似渴，也不是说随便哪个男人都能上的。

赵国栋脾气不温不火。走路慢腾腾的，似乎害怕踩死了蚂蚁，通常情况下很难听见他的脚步声。说话也是慢条斯理，不急不燥地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哪怕是与人争吵和辩论，他也只是红着脸、淌着汗，弯着脖子，摇晃着脑袋，声音并不会明显放大，语速也不会明显加快。

缺乏阳刚之气——这是他留给人们的第一印象。

因为中专毕业后一直在银行机关工作，养尊处优，安于现状，满足于能够应付手头的工作，懒得去为未来的发展强筋壮骨、学习充电，所以，知识水平最近二十年一直维持原状，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虽说拿到了党校的大专文凭，但地球人都知道，那只是花钱买来的，耗时间混来的，实际上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改革的浪潮鬼使神差地把他推到了支行行长的位子上，虽说大喜过望，但他更多的时候还是惶恐不安。担心自己做不好，或者说，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做。他没有在银行县级支行工作的经历，更别说担任支行的一把手。

上任之初，赵国栋把希望寄托在几位副行长身上，指望他们出谋划策，提出真知灼见，但几位副行长又都恪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古训，从不轻易阐明自己的主张，目光都集中在赵国栋身上，等待着他出政策、拿方案、发指示、提要求。

结果，支行的一号文件好长时间都制定不出来。

直等到市分行年度工作会议召开之后，办公室主任王加林才结合市分行会议精神，闭门造车，勉强弄出来个年度工作计划。

赵国栋平时按部就班，得过且过地“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市分行来了文件，布置工作任务了，他就开始忙乱一阵。围绕如何完成市分行下达的任务，临时抱佛脚，目标也就是在系统内排名不摆尾，争取不挨批评。正如市分行行长何志雄在多个场合评价的那样，孝北县支行成立之后，没有什么新动作，没出台什么新举措，没发生什么新变化，基本上是“穿新鞋，走老路”。

由于遇事找不到方法，经常拿不定主意，赵国栋就特别喜欢开会。行长办公会、行领导碰头会、行务会、干部大会、职工大会、职工代表会议、各种专题工作会议，以及临时召集的一些说不出名目的会议接连不断。

在他看来，既然成立了支行，就要有个支行的样儿，连会议都不开，还叫什么支行？也只有开会时坐在主席台上，他才能找到当行长的感觉。一个领导，不出席各种会议，不通过会议阐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不在会议上向群众发号施令，如何展示自己的才能、显示自己的权威？再说，开会也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一种方式嘛！让群众在会议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也能广泛吸取意见，集中大家的才能和智慧，推动支行的业务发展和经营管理工作。

不论召开什么类型的会议，赵国栋都点名要求王加林参加，有时是出席，有时是列席，阵阵不离穆桂英。

办公室主任嘛，就必须做好各类会议的组织、管理和善后工作。下达会议通知，准备会议材料，安排布置会场，做好会议纪录，整理会议纪要，督办议定事项……只要开会，诸如此类的一大堆事情，就落在了王加林身上。

说实话，一听说要支行要开会，我们的加林主任就胆颤心惊、叫苦不迭，可行领导乐此不疲，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事实上，很多会议是可开可不开的。非常简单的一件或几件事情，甚至是布置一个临时工作任务，打个电话或者发个通知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但赵国栋非要正儿八经地开个会不可。

每次开会的效率又极其低下，特别是开行长办公会和行领导碰头会的时候，那种拖沓的作风和沉闷的气氛，常常叫王加林难以忍受。

其实，行领导也就四个人，每人谈谈自己分管的工作，把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来，大家说个意见，最后一把手拍板。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几十分钟或者个把小时就足够了。但实际情况是，每次行领导在一起开会，都如跑马拉松一般，少则两三个小时，多则半天，甚至一整天。

到了开会的时间，大家端着自己的茶杯到会议室，有时还带着当天的报纸。见面后，互相敬烟，评论着哪个牌子的香烟好抽，哪个牌子白酒“水货”比较多。人到齐后，赵国栋宣布“开会了”，提出会议需要解决的问题，再就是轮流发言。

由于会前没有通气，大家没什么准备，发言都是信口开河，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一旦涉及到工作中的困难，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大家又突然间哑巴了。抽烟的抽烟，喝茶的喝茶，看报的看报，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地望着窗外的天空。

赵国栋拿着钢笔在本子上断断续续地写着，也好半天不发一言。

这种时候，王加林往往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在会议室里如坐针毡，度日如年般难受。也不知是因为确实拿不出好的意见，还是思想上存在什么顾虑，领导们怎么都是这般水平这般作风！

有时赵国栋一个一个地点将，逼着副职们“说说”，大家便哼哼哈哈，先是正着说过去，接着反着说过来。说来说去，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见，最后还是等于没说。

赵国栋也是个没有主见的人，一会儿肯定这个方案，一会儿又表扬那个提法。模棱两可，摇摆不定，似是而非，总结发言仍然让人觉得云里雾里。

会议结束的时候，赵国栋每次都忘不了强调：“散会后呢，办公室整个纪要，发个文件。”

这样的会议参加多了，王加林开始质疑支行领导班子的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他觉得在这帮人的带领下，孝北县支行是不可能搞好的，不可能创造什么“明日的辉煌”。

每次整理会议纪要，王加林都感到非常为难：会议根本就没有形成什么决议，没有拿出明确意见，让他怎么写呀！

为了交差，可怜的加林主任只能绞尽脑汁地冥思苦想，把自己觉得合理的方案或者做法，说成是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甚至把行领导都没有提到的想法——完全是他个人的观点，也写进会议纪要里。

这种胡编乱造、偷天换日之举，居然能够一次又一次地顺利过关，有时甚至能够得到赵国栋的赞赏和表扬。

看到自己的大作变成红头文件，王加林常常忍不住暗地发笑。这是会议纪要吗？完全是他这个办公室主任对全行提出的工作意见和要求。

作为行长，赵国栋本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支行的改革发展上。对经营管理中的重大事项做出决策，制订规划，明确目标，拟定措施，带领干部员工去改变支行的落后面貌，但他却很少去考虑这些问题，甚至根本就没有用心地研究过这些问题。他总是标榜自己“抓大不放小”，事实上，他很少能够抓到“大”，不善于抓主要矛盾，或者说，根本就不知道哪些是重点工作，哪些是一般性事务，关注的多半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纠结于那些无足挂齿的细枝末节。

支行机关从花园大桥头搬到胜利路时，事情千头万绪，赵国栋关注的重心却是银行大院的公共厕所。

他说，厕所是一个单位的门面，一个单位管理得好坏与否，看看这个单位的公共厕所就知道了。基于这种认识，在支行公厕修建期间，他一天几趟地往厕所工地上跑，甚至拿一把椅子坐在门房过道的走廊上，如同一个认真负责的监理人员。搞得支行的干部员工都戏称他是“厕所行长”。

厕所修建完成后，看上去其实很普通。女厕就是把一条水沟隔成几个档位，男厕多了一条依墙而建的“l”型小便池，连洗手的水池都没有。

赵行长对单位厕所如此关心，抓小事还算可以。那么，大事呢？比方说，支行机构设置和营业网点的布局。

关于支行营业办公大楼装修和新职工宿舍楼建设的是是非非，我们已经说了许多。撇开这两项工程引出的支行领导班子“塌方式”腐败不谈，仅从a银行孝北县支行固守老城区、忽视新老区的发展战略来看，失误是显而易见的。

既然孝北县城镇建设的总体规划是“维持老城区，开发新城区”，a银行就应该顺势而为，和b银行、c银行、d银行等金融机构一样，把机构布局和业务发展的重心，转向新城区，建立新的地脉、人脉关系和客户服务网络。可是，赵国栋却采纳了钱仲元等人的意见，把新城区最好的地皮转让给了县汽车客运公司，守着把被花园汽车站遗弃的一栋老楼和几亩土地，精耕细作，沾沾自喜，自得其乐。

不错，a银行孝北县支行营业办公楼一度是花园镇最气派的，新职工宿舍楼一度是孝北县最漂亮的，但这种比较优势并没有延续多长时间。仅仅过了几个月，当b银行、c银行、d银行在新城区修建的办公楼和宿舍楼拔地而起、竣工启用的时候，a银行在孝北县的营业办公和生活环境就成了金融系统最差的。这还是次要的，由于与新城区县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距离较远，沟通交流不是很方便，a银行失去了大批的优质客户和业务机会。

赵国栋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鼠目寸光。

由于重新购买的地皮位置太过偏僻，a银行孝北县支行新营业办公大楼建设一直没有动工。为了扭转客户大量流失、业务快速下滑的颓势，赵国栋只得再次组织召开行领导碰头会议，研究在京广铁路线以东的新城区租房开办营业网点的事宜，作为前期决策失误的补救措施。

孝北县新城区是在一大片农田和几个村落的基础上开发修建的，基本上都是新单位和新楼房，好地段好门面随处可见，但赵国栋对几位副行长提到的很多租赁房都不满意。他固执己见，偏偏相中了是非之地花香街，坚持要在花香街设立营业网点。

提到孝北县的花香街，我们又得多费点儿时间，说说这条街道的来历和渊源。

孝北县成立不久，非常荣幸地被确定为国家扶贫重点县。

争取到这一“荣誉”，不需要弄虚作假，也不需要掺杂水分，建县之初的主要经济数据都摆在这里：全县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gdp只有四亿元，全县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不足一亿元，财政收入只有一千万元。

因为基数小得可怜，县委县政府就提出了“拼搏八年翻三番，建成中等发达县”的奋斗目标。一般情况下，各级政府制定发展规划，都是五年一个周期，契合国家的“多少多少五”规划，为什么孝北县会提出“拼搏八年”呢？

孝北县是1993年成立的，算上建县元年，再过八年就该进入新世纪了。也就是说，县委县政府提的是世纪发展目标。到二十世纪末，全县的gdp要在四亿元的基础上翻三番，达到三十二亿元。

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目标。没有“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胆识和气魄，是很难提出来的。

很多孝北县人特别是花园镇人都认为这是画饼充饥，是县委县政府领导不切实际地吹牛。正如1958年“大跃进”时期放出的农作物高产“卫星”一样，太离谱了！他们嘲笑县老爷们继承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衣钵，也想创造“一个萝卜千斤重，两匹毛驴拉不动”的奇迹。

县委县政府丝毫也不为外界的冷嘲热讽和奇谈怪论所动。为了给全县六十万人民加油打气，还明确了县花、县标、县歌和县庆日。县花是鸡冠花，因为鸡冠花耐旱，无论在多么贫瘠的土地上都能生根，开出灿烂的花朵。县标为金鸡报晓，因为建县时是十二生肖中的鸡年，拟在县城显要位置修建一座金鸡雕像。把县政府正式揭牌的日子确定为县庆日。每年的这一天，全县机关放假，学校停课，举办庆祝活动。县歌歌名为《明天的辉煌》，聘请著名的军人歌手闫维文、李丹阳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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