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谕点点头：“可以这样认为。”

王国维接着问道：“我在报纸上还看到，美国好莱坞有很多电影公司，为了拍一部电影，动辄花费几百万美元，用地也达上千亩！这样奢靡的做法有什么道理？能维持下去吗？”

这个问题竟然从王国维嘴里问出来，感觉还挺新潮前卫的。

李谕想了想说：“美国人拍一部电影耗费大量资金、人力、精力，不就像先生考据一个字，有时也要花去几个月的时间、精力、工夫，翻阅无数典籍一样？”

王国维张了张嘴，顿了几秒钟后称赞道：“不愧是帝师，您的这个解释让我彻底想明白了。”

李谕笑道：“其实里面还涉及很多经济学的问题，或许再过一段时间，中国人对此就会习以为常。”

王国维说：“那更是难以想象。”

——

王国维按照胡适的分类，属于旧文化人，不过学问确实很高，明年就会进入清华刚刚成立的国学院，位列四大导师之一。

四大导师中还有梁启超。而最近，李谕就收到了梁启超的讲学社发来的消息：泰戈尔到中国了。

泰戈尔首先抵达的是上海港，负责迎接的是徐志摩和林徽因，两人也是此后泰戈尔的翻译。

不过泰戈尔的访华，显然没有此前杜威、罗素，以及李谕请来的爱因斯坦、普朗克、居里夫人影响大，甚至早在他还没抵达港口时，很多国内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反对了。

比如年轻的茅盾，提前发表文章，警告那些涌向码头的崇拜者，不要被泰戈尔的“东方文化”和“灵魂的乐园”等说辞所迷惑。茅盾写道：

“我们以为中国当此内忧外患之际，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专制的双重压迫下，唯一的出路是中华民族的国民革命。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唯像吴稚晖先生所说的‘人家用机枪打来，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高谈东方文化实际上等于‘诵五经退贼兵’！而且东方文化这个词是否能成立，我们还怀疑得很呢！”

等泰戈尔抵达码头后，就进行了一番演讲，令大家非常惊讶的是，泰戈尔不仅吹捧“东方文明最为健全”的传统观点，竟然公开批评起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指责“亚洲的一部分青年，正在抹杀抛弃亚洲古来之文明”。

这就把几乎整个中国文化界的后起之秀给得罪了。

尤其是一枝独秀陈仲甫先生反差最大。

仲甫先生曾经在1915年翻译发表过泰戈尔的诗作，介绍泰戈尔是“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曾受诺贝尔和平奖金，驰名欧洲。印度青年尊为先觉，其诗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

而这一次，仲甫先生就不客气了，发表了《泰戈尔与东方文化》等多篇文章，评价道：“泰戈尔初到中国，我们以为他是一个怀抱东方思想的诗人，恐怕素喜空想的中国青年因此更深入魔障，故不得不反对他，其实还是高看了他。他在北京未曾说过一句正经话，只是和清帝、舒尔曼、安格联、法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这类人，周旋了一阵。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并且奉劝道“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泰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得不得了啊”！

吴稚晖指责得同样很犀利：“泰戈尔先生心知帝国主义可恨，却不给国人一些能力，只是叫嚣处于旧石器文明的人们抱无抵抗主义，等候使用铁器的帝国主义自己恶贯满盈。那正如我们乡里有句俗话‘把自己作烂菜叶，卧在地上，希望叫强盗滑倒’同一滑稽呀。”

胡适本来也挺喜欢泰戈尔的，听了他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话，态度立马转变，不过胡适的反对之语说得很委婉，只是认为泰戈尔的思想不太适合当下的中国。

泰戈尔之所以受到“有点难堪”的批评，是因为他在一个错误的季节带着一种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救世福音”，又置身于一群不理解他的中国文化思想者（包括欢迎者和反对者）中间造成的。胡适觉得泰戈尔访华是“伴随着一连串的误解的不愉快的交流，是一次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

说起来，这个情况与此前轰轰烈烈的科玄之争有点类似。

玄学的一些观点说不上错，只是不适合当下的中国；又或者说次序错了，毕竟有了经济基础，才有上层建筑，玄学那些观点还有泰戈尔的一些观点就属于上层建筑，最少你得等中国和印度都变成美国英国那么强以后再说吧。

真到那时候，还有谁敢反对……

除了胡适、陈仲甫、吴稚晖，包括鲁迅在内的绝大多数知识界人士也不赞同泰戈尔的思想。

貌似只有徐志摩、林徽因、冰心等少数文艺青年对他顶礼膜拜。

泰戈尔来到清华时，便住在了漂亮的清华园里，同时再次发表了一场正式演讲。内容无非还是那一套，即精神文明永远高于物质文明的所谓“东方主义”立场（印度根本代表不了东方，得加个引号）；还有就是大肆宣扬西洋文化随着欧战已经破产等等。

这些说法倒是和请他来的梁启超不谋而合。

李谕当然也不会赞同，一战对欧洲影响确实很大，但并不致命，以后中国还要继续追赶很多年才大大拉近与发达国家的距离。

这其间的苦只有中国人能体会到。

李谕绝不会容许有人眼高手低，吹嘘精神高于物质，那不就是否定中国人几十年的辛苦努力嘛。

这天正好还是梁启超的生日，他邀请了包括泰戈尔在内的许多文化界名流一同赴宴。

李谕带着礼物登门祝贺。

梁启超高兴道：“东方获得诺贝尔奖的没有几位，今天竟有两人到了我家，一句蓬荜生辉不过如此！”

泰戈尔说：“巧的是，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年，李谕先生也第二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当时李谕就和泰戈尔有过一次深入的谈话。

胡适说：“就算鄙人不研究科学，也能看得出，李谕先生距离获得下次诺奖不远了。”

李谕笑道：“那是评委会的决定。”

梁启超与泰戈尔的观点比较接近，对他说：“我从报纸上看到照片，老先生身旁站着林徽因以及徐志摩，林姑娘貌美如花，和老诗人携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荒岛瘦的徐志摩，简直有如松竹梅三友图。”

泰戈尔对这两个年轻人赞誉有加：“他们的英文非常好，学识也异常渊博，几乎超过了他们的年纪。”

梁启超说：“先生好像还没个中文名字，宣传范围不够广，不如在下给先生取个中文名如何？”

泰戈尔欣然接受：“再好不过。”

梁启超说：“老诗人的名字按照原文，有太阳和雷之意，又可引申为如日之长、有雷之震，若用中文简要表述……震旦二字极妙。另外，老诗人所在印度国，古称天竺，可以此为姓，即竺震旦。”

泰戈尔听完解释，非常喜欢：“不知道梁先生的生日，却还劳烦先生帮我起了一个中文名，感激万分！”

貌似这个名字根本没啥知名度……

吃了一会儿饭，李谕想到最近知识界对泰戈尔的非议，于是说：“泰戈尔先生，现在你能体会到中国知识界的百家争鸣了吧？”

“百家争鸣？”泰戈尔说。

李谕给他解释了一下战国时期的情况，然后说：“现在的中国有点类似，抱有不同观点的人很多，大家直言不讳。所以，有人不喜欢先生，其实很正常，反而是一种文明的象征。”

泰戈尔恍然：“原来是这样！那我确实要表达欣赏之情。可惜在印度国，有无数思想，却没有争鸣。”

这话听着还挺悲哀的……毕竟印度已经被英国殖民太久。

梁启超本来还为如何缓解最近中国知识界对泰戈尔的攻击而发愁，没想到李谕一句话就解开了，高兴道：“疏才说得很对！既然泰戈尔先生有自己的思想，坚持这种理念，就是百家争鸣的一家！”

泰戈尔随即重申了自己的观点：“我自始至终都认为，人生并不限于用智力体力征服世界，那样的征服不可能是无限制的；而在体力和智力之外，人还有精神，这是更悠久、更真切、更深奥的生命存在形式。”

“好！”梁启超举起酒杯，“让我们为精神世界，干一杯！”

泰戈尔在中国待了两个月后才离开，虽然受到了很多质疑，但老诗人对中国印象还是非常好的。徐志摩一直送行到日本，离别之际，徐志摩问泰戈尔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大诗人回答说：“我把心落在中国了。”

只能说他非常坚信自己的理念。

而中国人，同样更相信自己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