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布犁稍微思考了一会才开口道：

“陛下，有没有可能民间用于交易的商品数量总是有限的，因此朝廷可以用来征税的也极为有限。

到了一定程度，商人无利可图，做生意的人少了，商税没有丝毫减少。

南宋就只能进一步的增加两税制的附加税，国土面积小，军事压力大，中央屡屡向地方征调赋税。

地方官府不得不以附加税等各种苛捐杂税向百姓征敛，再加上地方官贪腐，征敛的更凶。

民生凋敝之下，南宋无力应对外来武力，最终崩溃。

正如唐太宗所言，割股啖腹，腹饱身毙。”

就算大宋的商业再发达，它也是农业社会，没那么多的经济剩余。

哪有太多的税给你收，盘子就那么大点。

权贵们吃的盆满钵满，剩下的才是小民所分，一旦权贵没吃到盆满钵满，留下来给小民的份额就更少了。

南宋如何能维持住基本盘不崩？

王布犁的话倒是让朱元璋若有所思，那南明没有存续下去，也是有这个缘故喽？

朱标是有些理解的，因为他的老师们曾经教导过他。

在“商鞅变法”之后，王朝虽然以君权为核心、以土地为支撑点而建立，但它毕竟承认君主应该“为天下人位天下”“为天下治天下”的制度理想。

要是没有这一点，那政权就没有正义支持，也无法绵延不倒。

哪像元朝一样，从建立之初到灭亡都是以掠夺为根本。

成吉思汗的名言是：“天下土地宽广，全靠自己去占，掠夺别人的一切，才是男人最大的快乐。”

即使到了政权相对稳定的窝阔台时期，他也曾认为中原地区的汉人得来无用，考虑杀光，以便让草木生长，把地用来放牧。

不过大臣耶律楚材劝他保留汉人从事生产，然后向他们征税，这样一年至少可以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石，远远胜过掠夺或者放牧。

于是，蒙古政权在中原地区开始建立征税制度。

一年之后，窝阔台高兴地对耶律楚材说，要不是你的建议，我怎么能得到这么多钱?

所欲大元与中国历代传统政治有着很大的不同。

大元开国初的数个财政大臣，几乎都是来自中亚的商人，并无治国经验，各行省财政官员，常常任用那些号称能带来更多收入的人。

忽必烈时期，姚文龙声称可以从江南地区获得2500万两银子的财赋，于是被任命为江西宣慰使。

总之，就是谁能给朕搞来更多的钱。

朕就用谁当官。

大元对于治国的制度也就那样，很是粗糙，反正自古以来放牧那就是粗犷管理。

蒙古的皇帝很是不懂“坐寇—流寇”的区别。

靠征税的“坐寇”比靠劫掠的“流寇”能获得更多的收入。

朱元璋打出一张牌，瞧着王布犁道：

“朕就是鉴于宋元的教训，知道国家的收入建立在收商税上会过分压榨百姓，所以朕才排斥商税，重点收取田地赋税作为大明的主要来源。”

这也是黄仁宇评价的内向、保守的“洪武型财政”。

短期内缓解了大明的财政压力，但是随着时间的验证，成为大明中后期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元代财政是为了掠夺民众的财富而产生的，因此大量使用了最为便当的税商形式，并特别运用了包税制和滥发纸币这两种恶劣的掠夺手段，以至于到最后带来官民双输的结果。

朱元璋也深受其害，自然是不能放任这个教训在大明上演。

()

“陛下说的在理。”

王布犁附和了一句，其实老朱能想出这法子已经是很棒了。

只是哪有百年的政策，最终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而不断的进行调整。

朱元璋过于保守，认为用他制定出来的法子，就已经能够保证大明长久的运行下去。

“朕方才在想穷富变化的事情，从洪武三年开始，就记录了人员和财产的户帖制度。”朱元璋喝了口茶水：“所以朕一直都在想，要以户为单位建立更加严密的人口账册。

在账册上登记各户的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财产，以里（110户）进行汇总装订。

每十年一造，经核定后，一式四份分别送户部、布政司、府、县，以作为征派钱粮、佥发徭役的依据。

地方官府必须及时把土地产权变更情况记录在内。”

“陛下，此法大善。”

胡惟庸连忙吹捧了一句，尽管这种模式在应天府已经实行很多年了，就是没有合适的机会推广到全国去。

最主要的是还是籍属，主要分为军民匠三大类。

“那便从今年开始重新厘定。”

朱元璋也懒得多废话，其实这种造册的事情，他很重视上面的真实性，也是因为空印案大怒。

反映地方政府真实收支状况的财政账册，居然可以临时填写，而且在填写之前就已用印，这意味着具体经办人员无论怎样填写都已经被上面的主管官员认可。

如此一来，朱元璋想要通过财政账册来监控下级政府及具体经办官员的目的，显然达不到。

可是在实践操作中，如果不使用空印，账册制度运行就可能成本过高或者根本不可行。

就像空印案中存在的重造账册的可能，以及上解钱粮的路途损耗等问题。

“在这些年登记的时候，朕没少发现这些女干滑之徒瞒报漏报。

尤其是两浙富户，畏避徭役，往往以田产诡托亲邻田仆，谓之铁脚诡寄，久之相沿成风，乡里欺瞒州县，州县欺瞒府，女干弊百出。”

朱元璋一想起这事就十分的恼火，又时不时的让他想起空印案这件事。

他们全都该死！

要不是标儿心善，朱元璋可是想要把那些人全都杀了，而不是只杀了几百人，其余大多数官员都被发配到凤阳去干苦力。

可以说在明初这段时间内，凤阳的读书人和曾经的富户那可太多了！

属实是儒家聚集地了。

大家都有着共同话题。

朱元璋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直接采取奖励受寄之家出官首告，就将本田赏给他，永为己业的法子。

既然要送别玩什么假送，你跟朕说，朕直接把这块田地真的送给你。

只要你按时交税，剩下的全都是你的，用不着再看人脸色。

朱元璋的这一套法子是把人限定在土地上，从而实现赋税和徭役的世代进行。

同时对于地主富豪隐瞒土地，规避赋役，也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

但是诡寄之风依旧盛行，朱元璋的这条奖励法子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陛下，有关监察制度，臣突然有些想法。”

胡惟庸坐在天子身旁开口提了一嘴。

“嗯，尽管说。”

朱元璋打出一张牌，今天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缓解王布犁的戒备心里。

可惜这小子说了这么多，七扯八扯的就是不放下戒心。

朱元璋是真不知道这小子再防备什么。

“御史台皆是查询官员，对于百姓探查的不多，如今各地又设立了布()

政司。

莫不如设立一些监察御史，正九品，在各地探查军屯之事以及民间百姓之事。

为了防之有人诓骗陛下，最好设置一明一暗，方能更好的体察民情。”

胡惟庸的建议在朱元璋听来，还是蛮不错的。

“嗯，有道理。”

朱元璋应了一声，那些被派去北方历练的国子监学子们，也同样有这个作用。

正九品官职不高，不如地方知县。

但是能直接给天子上书汇报所查所见，也有了那么一丝的钦差的意思。

洪武七年的时候户部统计过大明各地开垦荒田有九十二万多顷，但是今年被工部的一个官员给抖露出来了。

于文明下去指导修路后，顺便就看了看周遭的田地，结果是土旷民稀，垦辟有限，所在的官员多是责令里甲增报亩数，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政绩。

谎报政绩这种事，在封建王朝是难免的。

只要我升迁了，哪管后面继任的官员能不能按照田册收上税来啊？

“好需要好好研究一二。”

朱元璋码牌又询问道：“布犁，那白莲教凶手可抓住了？”

王布犁心想扯七扯八的总算是回到了这件事上，于是开口道：

“还没有，此人很是狡猾。”

“需要不要帮助？”

“若是有陛下的帮助，能够快速抓住凶手，如此一来也能安稳人心。”

王布犁并没有拒绝老朱要动用检校的意思。

有些地方并不是他们这些衙役能够轻易发现的，尤其是检校的铺设，朱元璋还是非常用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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