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军交战最为激烈的山海关前线，仍然是炮火连天，弹雨呼啸，连飞机也积极参与到战争中，生怕己方有所落后。吴佩孚仍然站在阵地的最前线指挥着源源不断而来的直军，用望远镜可以看到战壕内外尸集如丘，在壕沟的两头，都是连死也没有后退半步的两军士兵。谁要是坚守到最后，谁就多一分赢的希望，就在这样雷霆万钧的紧要关头，冯玉祥在北京倒戈政变的消息还是传来了。参谋人员分别把日本公使馆、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北京日本守备队和冯玉祥等四份通电全部交给吴佩孚。四份电报只不过几张纸而已，但在吴佩孚心中足有几千万斤重。不过看完这几张报告，吴大帅脸上没有显示出惊讶和愤怒的表情，只是仰天而望，久久没有回过神来，不知是为悲天悯人，还是感怀自己身世，亦或两皆有之，每每在这个时候，身边的人总是屏气凝神，不敢前去打扰。

就在吴佩孚作战激情暂时熄火的那段时间里，很多让人忧心、愤慨的事情接踵而来：一向被他瞧不起的张宗昌居然率领一支号称“国际纵队”包括有已加入中国籍的白俄军以及日本、朝鲜、法国的军人，据说这些“洋兵”都曾参加过欧战，精熟于新式战术，而且经历过大大小小的各种战争，对于战场之激烈惨状可以做到熟视无睹，只管一心向前冲，在战场前线表现得非常骠勇。就张宗昌率领的这支“国际纵队”共16000人趁直军主帅六神无主之时，迅速突破直军防线，并一度攻入冷口，后来又和倒戈的直军胡景翼部联络，将直军悍将董政国赶出滦州。

到10月27日，张宗昌同胡景翼两部士兵占领滦州，把直军截成两段，又一面南下和榆关奉军围迫秦皇岛及山海关的直军，另分兵追击董政国溃部之后，进而攻打唐山，真是越战越胜，越战越勇，最后切断榆、津间交通，张福来部败退。重要据点在山海关被拿下后，相继被奉军攻占，那真叫大势已去。还有彭寿莘那支部队不知怎的，居然听信谣言，说是彭司令被干掉，一时之间，军心不稳，还有不少军人趁乱哗变，昌黎一线也很快沦入奉军之手，直军败局已定。

不过这次也管不了那么多，等吴佩孚稍微沉思片刻，身边的参谋就小心翼翼地劝谏：“大帅，恐怕其中有诈，这大概是日本人伪造的，目的就是动摇我军军心啊！”

吴佩孚用一种比较慈祥的目光看了看这个老实巴交的年轻参谋，无力地摆摆头，说：“不，不”语气有点悲怆，然后继续说下去：“我宁愿相信这是真的。你们可以仔细想想，冯玉祥到了古北口，未发一枪一弹，就先呈报敌军优势，还要求增发步枪子弹一百万发，军饷五十万元，当时我觉得情形不对，就没有批准。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每天夜里睡在火车上，辗转反侧，不得安神。我要是朝左翻身，我就再想该怎样对付张作霖；我要是朝右翻身呢，就在想冯玉祥很有可能会反，从来就没有得到一夜的安宁。到底他冯玉祥还是反了，我担心的还是应验了。”说着，吴佩孚顿时坐了下去，身边的参谋也都随他坐在一片沙地上。“当初在那么困难的时候，我独独给了他冯玉祥15万元的军饷，他不仅不念旧恩，后来还处处同我抬杠，做事做到今天这份上，我真是没什么再好说他的了。”

局势急转直下，吴佩孚也没有打算继续同奉军在此耗下去了，只有撤兵以图后计。说走就走，吴佩孚迅速回到总司令部，一刻也没有耽误，一口气分别给诸军下达撤退命令。就在冯玉祥囚禁总统，发动北京政变的后一天，下午6点，在吴佩孚的带领下，10万大军开始了总撤退。吴佩孚的三千总司令卫队登上火车，突破奉军包围就直抵天津，为总司令打前站。到了晚上8点，吴佩孚乘坐的专车，以当时最快的速度驶往秦皇岛，车窗外都是一片漆黑，零星看到一点微光但很快就是一闪而过。在车厢内，大伙都没有心情说什么话，都默不作声，只是祈求能够平安突过敌军包围圈，空气凝结，气氛异常紧张。一名参谋恰好在这时过来，低声报告：“前面就是秦皇岛，火车马上就要进入奉军防区了。”

车厢内开始有骚动的声音，大伙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窗外，而且都掏出了枪，企图作最后之挣扎。但窗外仍是一片漆黑，这沉沉夜幕像巨大的怪兽把人吞进无尽的恐慌和不安之中，火车上所有人的神经都陷入极度紧张的状况之中，给人一种好像就要去接受末日审判一样，诚惶诚恐，惴惴不安。“大帅，我们该怎么办？”有人还是不忍吭声了，相当低声地问身边的吴佩孚，这大帅岿然不动，只是简单道一句：“冲过去！”

火车风驰电掣，呼啸而过，车上所有人员都紧张地注视着两侧窗外，生怕会出现异常状况。不过，这列承载着吴佩孚的火车还是以一夜疾行700里的速度冲破奉军重重包围，安全抵达天津。悲痛之极，惊魂甫定之际，吴佩孚还是难以抑制住悲愤之情，致信给冯玉祥：“与足下袍泽数年，以心相印，今被暗算夫复何言!昔乐毅云：‘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佩为亡人，亦曾受教于君子，惟不明心迹，是以不免耿耿耳。吴佩孚泣启十一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