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很重，尤其是底层的，夹杂著泥土和枯叶。我铲满一车，推到村口路边。这次我特意绕开了四爷家的粪堆，倒在了另外一处空地处，何必惹麻烦呢？四爷脾气倔，强势了一辈子，连他儿子都怕他。去年他儿子想翻修房子，多占半米宅基地，四爷拿著铁锹守在边界上，硬是没让动工。

可四爷也是个可怜人。老伴早逝，儿子儿媳在城里打工，一年回来一次。他一个人守著老屋，养两只羊，种一片菜地。冬天最难熬，屋里冷得像冰窖，他就整天坐在炕上，裹著被子。村里人说，有时候能听见他自言自语，不知在跟谁说话。

这些恩怨，我不想再纠缠。以后的路还长，我要去更远的地方，见更大的世界。如果把精力都耗在这些事上，就像蚂蚁打架，贏了输了，终究还是在地上爬。

推了三车，雪总算清完了。我站在院子里喘气，白雾从口中喷出。母亲从厨房探出头：“进屋暖和暖和，我烧了水。”

推开屋门，一股熟悉的酸腐味扑鼻而来。

这是家的味道，也是贫穷的味道。陈年旧物的霉味、土坯墙的潮气、剩饭菜的餿味、煤烟味、人体味……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深入骨髓的气味。从前不觉得，我在这气味里生活了十八年，它是我呼吸的一部分。但去外面读了半年书，在省城混达了这半年，忽然觉得这味道是如此令人蔽塞。

那一刻，心里像被细针扎了一下，隱隱的、绵长地疼。不是剧痛，而是那种细细密密的、持续不断的疼，让你无法忽视，又无法言说。

进了屋，屋里的陈设依然那么简单几乎没什么变化，我走时是什么样子，我回来还是什么样子。一张写字桌，一张地桌，一个立柜，一组沙发和墙角柜。墙上的墙皮已经脱落；靠窗是一张床，铺著粉红的床单炕墙边码放著几床被子。窗户不大，窗玻璃上结著冰花，阳光透进来，在地上投下模糊的光斑。

母亲端来一盆热水：“洗把脸。”

我把手浸入水中，仔仔细细洗了脸，脖子，耳朵背后。母亲递来毛巾，是她自己织的，粗糙，但吸水。

“饿了吧？我熬了拌汤。”

拌汤是我们这里的家常饭，有的地方叫疙瘩汤，用麵疙瘩做汤底，加豆腐、土豆，奢侈的时候炒点肉末，平常都用葱花熗一熗，再放点花椒和辣椒，调点醋，酸辣酸辣的，冬天喝一碗，从头暖到脚。

母亲盛了两大碗。汤色浑浊，浮著葱花，豆腐嫩白。我埋头吃了三碗，她也默默吃著。整个屋子只有呼嚕的喝汤声，呼嚕，呼嚕，像某种节奏单调的音乐。

从前，我觉得吃饭时说话是多余的。食物要专心吃，话可以留到饭后。但如今，这沉默让我不安。我想起在李琼家的情景，那天她母亲做了炸酱麵，一家人围坐，父亲讲单位趣事，女儿说学校见闻，母亲笑著给每个人夹菜。饭间笑声不断，自然又温暖。那才像“家”。

而在这里，每个人都像一座孤岛。父亲在时，饭桌上也只有碗筷碰撞声；父亲不在，连那碰撞声都稀落了。母亲偶尔会念叨：“你爸该回来了。”“化肥涨价了。”“后院的鸡又丟了一个。”但我若接话，她往往又说：“你吃你的，这些事不用你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