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妹看著那少得可怜的钱，愣住了。那里面最大的面额是几张一元和五角的，剩下的都是一毛两毛和几分钱的硬幣，加起来绝对不到十五块。

“会……会计同志，是不是……算错了？”她鼓起勇气，声音细若蚊蚋地问。她认得自己的名字，会计念的数额不对。

会计不耐烦地皱起眉：“错什么错！食堂杂工，李苦妹，是吧？应发工资十五块，扣掉伙食费，住宿管理费，工具损耗费，实发九块！签个字！下一个！”他指著帐簿上一个地方。

伙食费？住宿费？工具损耗费？当初老刘明明说的是“管吃住”！苦妹的心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一股鬱气堵在胸口，让她喘不过气来。九块钱！这在当时，虽然也算一笔“巨款”但和之前约定的还差了六块钱呢。

她张了张嘴，想爭辩，可看著会计那冷漠而不耐烦的脸，还有后面排队工人催促的目光，她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颤抖著手，在那本脏兮兮的帐簿上按了个手印，然后把桌上那一点点可怜的、皱巴巴的票子，小心翼翼地捡起来，叠好，紧紧攥在手心，仿佛攥著自己被践踏的尊严和希望。

她默默地离开队伍，走到一个堆著建筑废料的角落，背靠著冰冷的水泥预製板，才敢让眼泪掉下来。

九块钱！她起早贪黑，手泡烂了，腰累弯了，一个月就换来这九块钱！她原本还指望攒点钱，以后能有点底气，现在看来，这个愿望是多么可笑。这点钱，和付出的相差太多。

这还不是结束。从那个月开始，几乎每次发工钱，都会有各种名目的剋扣。

有时候是说她打碎了几个碗，扣掉两毛；有时候是说她浪费了柴火，扣掉几毛；有时候甚至没有任何理由，发到手里的钱就是比帐面上少几块。

她去问过老刘，老刘把眼一瞪，唾沫星子喷她一脸：“怎么？嫌少？嫌少滚蛋啊！老子这儿不是慈善机构！粮食不要钱？让你白吃白住啊？不想干趁早说！”

她去找过当初介绍她来的张工头，老张头听著她的诉说，只是默默地抽著菸袋，半晌才嘆口气说：“丫头，这工地上的事，复杂得很……老刘管著这一摊，他上面也……唉，这年头，能有个地方吃饭睡觉，挣几个是几个，先忍著吧……別的女工，不也都这样？”

连唯一可能帮她说句话的人，也让她“忍著”。苦妹偷偷问过其他几个食堂的女工，她们要么支支吾吾，要么苦笑一下，默认了这种盘剥的存在。

她们和苦妹一样，大多是无依无靠、无处可去的农村妇女，能在这里有个棲身之所，有口饭吃，已经不敢再有更多的奢求。

苦妹彻底明白了，在这里，她就是一个最底层、最可以被隨意拿捏的螻蚁。

她的劳力，她的尊严，甚至她活下去的机会，都被標上了价格，並且可以被隨意地压低、剋扣。那些印著工农图案的人民幣，在她手里显得那么沉重，又那么轻飘。

她变得更加沉默，像一头被套上了笼头的牲口，只知道低头干活。手上的冻疮因为长期浸泡冷水和碱水，反覆溃烂，好了又犯，留下一块块深色的疤痕和硬茧。

腰因为长期弯著洗菜刷碗，时常酸痛得直不起来。脸上因为灶火的燻烤和缺乏营养，更加憔悴蜡黄，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许多。

她看著工地上那些乾重活的男工，虽然他们也辛苦，也挨骂，但至少工钱是实实在在的，是能够养活自己甚至补贴家用的。

而她，一个女人，干著同样漫长而辛苦的活儿，却只能拿到被层层盘剥后、几乎无法维持基本生存的报酬，还要承受著性別带来的额外歧视和轻侮。

那些男工有时会对著她们这些女工吹口哨，说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她们也只能装作没听见。

夜深人静时，她躺在坚硬的通铺上，听著周围女工沉重的鼾声和梦囈，常常睁著眼睛到天亮。

她不知道自己这样坚持下去还有什么意义。活著，仅仅是为了不饿死，不冻死吗？像一头拉磨的驴，蒙著眼睛，绕著石磨一圈一圈地走，直到累死的那一天？那每月区区几块钱，就是她全部价值的体现吗？

可是，不在这里，她又能在哪里呢？世界之大，在这个年代，似乎並没有给苦妹这样一无所有的农村寡妇，留下一条真正可以通往温饱和尊严的活路。

打工的浪潮还没有大规模兴起，城市对她们而言遥远而陌生。

她只能在这泥沼里，继续挣扎，继续沉默，继续忍受。

至少，在这里，她还能吃到两个窝窝头，还能喝到一口热汤，还能在每月发薪日，攥著那几张薄薄的、皱巴巴的毛票，感受到一丝儘管微薄却真实存在的、属於她自己的“收入”。

这，就是她眼下全部的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