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工作，在几天后正式开始。希望不放心，第一天特意请了半天假，陪著母亲去了环卫处那座不算高大、但对她而言全然陌生的办公楼。

收发室在一楼门口，一个小小的房间，有一张桌子，一部老式电话，几个用来分拣信件报纸的格子架，还有一张略显陈旧的木质靠背椅。墙上掛著规章制度和值班表。

苦妹换上了一件虽然旧但洗得乾乾净净的深蓝色外套，这是她最好的一件“出门衣裳”。她坐在那张椅子上，双手有些无措地放在膝盖上，看著眼前的一切。

窗外是院內停放的环卫车辆，偶尔有穿著制服的同事进出，他们会好奇地看她一眼，有的会点点头，有的则低声议论几句。

这与她过去十几年来，凌晨三点起床，推著沉重三轮车，挥舞著大扫帚，在空旷无人的街道上与尘土、落叶和寒风为伴的世界，截然不同。这里太安静，太“乾净”，也太……令人拘束。

她拿起桌上的报纸，手指因为长期劳作和疾病微微颤抖，辨认著上面密密麻麻的字，对她而言颇为吃力。电话铃突然响起，嚇了她一跳，她慌忙拿起听筒，生涩地按照墙上贴的提示说著：“喂，您好，环卫处……”

她的声音依旧沙哑，带著病后的虚弱。对方似乎愣了一下，才说明来意。

一上午，她只接收了几份报纸，接了三四个电话，登记了一个来访者。工作量確实轻省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就是这样“坐著”的工作，却让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不是身体上的酸痛，而是一种精神上的紧绷和不適应。

她习惯了流汗，习惯了劳作，习惯了在寂静的凌晨独自面对空旷的城市，却不习惯这种被困在方寸之地、与陌生人和现代化设备打交道的“清閒”。

希望中午赶过来看她时，发现母亲正对著桌上堆积的、需要分送到各科室的信件发愁，眼神里充满了茫然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惶恐。

“娘，怎么了？不舒服吗？”希望担心地问。

苦妹摇摇头，勉强笑了笑：“没……没事。就是……这些字，有些认不全，怕送错了地方。”

希望心中一酸。他拿起那些信件，仔细看了看收件部门：“娘，你看，这个是『办公室』，这个是『財务科』，这个是『清扫队』……我帮你把常用的科室名字都写下来，多看看就认识了。”他找来纸笔，用工整的字跡写下部门名称，放在母亲手边。

他又教母亲如何更清晰地接听电话，如何简单记录留言。苦妹学得很认真，像个小学生，但那深陷的眼窝里，却藏著一丝挥之不去的倦怠。

日子一天天过去，苦妹逐渐熟悉了收发室的工作流程。她每天准时上下班，坐在那张椅子上，守著电话和报纸，小心谨慎地处理著每一件小事。

单位的同事大多知道她的情况，对她还算客气，但那种无形的隔阂依然存在。她依旧是那个沉默的、来自底层的苦妹，只是换了一个相对轻鬆的环境挣扎求存。

病情算是暂时稳定了，但疾病的阴影从未远离。

她需要每天雷打不动地服用一大把价格不菲的药片，那些药片能维持她的生命，也带来各种副作用：食欲不振、手脚偶尔麻木、电解质紊乱……她不敢有丝毫懈怠，因为她知道，每一次忘记服药，每一次小小的感冒，都可能將她重新推回医院的病床，甚至深渊。

希望看著母亲每天按时去上班，看著她努力適应新的环境，看著她在家时依旧被病痛折磨得眉头紧锁，心情复杂。

他知道，这份新工作是一根救命稻草，让母亲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得到了一丝支撑。但他也清楚地看到，母亲的生命之火依旧微弱，只是在药物和社会关怀的双重支撑下，勉强维持著燃烧。

媒体的热度早已褪去，社会的捐助款项在支付了巨额住院费后，剩余的部分也在每月飞涨的药费中持续消耗。

希望那个记录人情的小本子，越来越厚，而存摺上的数字，却在缓慢而坚定地下降。

希望依旧每天奔波，在学校里拼命学习，在家里细心照料。他不再像最初那样绝望，但那份沉重的压力，已经从“如何救命”转变为了“如何维繫”。

维繫母亲的生命，维繫这个家的运转，维繫那份来之不易的、脆弱的平静。

春天已经到了，槐树巷口的老槐树抽出了嫩绿的新芽。苦妹坐在收发室窗前，看著院子里那棵同样开始泛绿的小树，眼神空洞而平静。

活著，本身就是一场胜利，儘管这场胜利，需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並且，前方依旧迷雾重重，看不到真正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