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亚伯拉罕的声音更低了，“我以为她在感慨季节更替，或者在用某种我不理解的隱喻。所以我说了一句很蠢的话——我说：『叶子不会思考，它只是跟著水流走。』”

“她怎么说？”

“她笑了。我倒希望是她平时故意搞人心情那种——你知道的，那种『我什么都知道但我选择不说』的微笑。但这回是一种很轻的、很短的、像是风吹过水麵一样的笑。然后她说：『也许这样更好，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有时候比不知道更难受。』”

他走回扶手椅，坐下来，但没有靠进椅背，而是身体前倾，手肘撑在膝盖上。

“猩红，我在情报分析这行干了五十年。我分析过苏联政治局的权力斗爭，分析过北约內部的派系博弈，分析过无数次危机中无数个人的言行举止。但那天在布鲁日的桥上，我第一次——”

他的声音停了一瞬。

“——我第一次觉得，我完全不理解一个人。”

“不是因为她太复杂，恰恰相反——那一刻的她太简单了，简单到我所有的分析策略都失效了。

她不是在隱藏什么，不是在暗示什么，不是在用外交辞令包装什么。她就是——一个站在桥上看落叶的人。一个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但希望自己不知道的人。”

我放下了茶杯。

茉莉花茶已经凉了，杯壁上凝结了一层细密的水雾，在灯光下像是一层薄薄的霜。

“你当时就猜到了。”

“是感觉到。”亚伯拉罕纠正我，“猜测是理性的，需要证据和逻辑，感觉是——”他用那只残缺的左手按了按自己的胸口，“——这里的事。”

“那天之后，我开始留意。刻意地、系统地收集情报对斯黛拉是一种侮辱，所以我只是在每一次见面、每一次通话、每一次公文往来中，多看一眼，多听一句，多想一层。”

“你发现了什么？”

“变化。”他说，“很慢的、几乎不可察觉的变化。像是一座冰川在融化——你每天去看，什么都没变；但如果你把十年前的照片和今天的照片放在一起比较……”

他没有说完。

不需要说完。

“她在消退。”我替他说出了那个词。

亚伯拉罕看著我，灰蓝色的眼睛里没有惊讶——他早就知道了，或者说，他早就感觉到了。惊讶的部分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被消化掉了，剩下的只有一种沉甸甸的瞭然。

“所以今天在办公室里，当你说『內部调整』和『过渡期』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是。”

“那你为什么还要点破？”

“因为我需要確认。”他说，“感觉不是证据。在做决策的时候，我不能依赖感觉。我需要从一个知情人的口中——哪怕是以一种不完整的、经过过滤的方式——得到確认。”

“现在你確认了。”

“现在我確认了。”

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