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灾给六朝社会经济带来了极大损失，统治阶级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解除水灾的危害，具体的措施有以下几种。

其一，物资救助。对遭受水灾严重的地方政府给予物资救助，使灾民度过灾荒。众所周知，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使其很难抵御自然灾害，一遇水旱灾害，往往造成人员伤亡或背井离乡。因而，政府救助对于小农经济摆脱灾害威胁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政府派员给予灾民粮食，史书中常以“赈赡”、“振给”来表述。赤乌十三年八月，丹阳等地遭受水灾后，孙权“诏原逋责，给贷种食”。[1]（《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免除旧债，并给种子和粮食，使灾民度过荒年发展生产。元嘉五年六月，建康水灾后，朝廷“遣使检行赈赡”。[3]（《宋书·文帝纪》）大明二年正月，诏曰：“去岁东土多经水灾。春务己及，宜加优课。粮种所须，以时贷给。”通过贷给粮种使百姓发展经济。次年六月，因京师雨水成灾，“遣殿中将军检行赐恤”。九月，因襄阳大水，“遣使巡行赈赡”。大明四年八月，雍州大水之后，“遣军部赈给”。泰豫元年（472年）六月，因京师雨水成灾，“诏赈恤二县贫民”。元徽元年六月，寿阳大水，“遣殿中将军赈恤慰劳”。建元四年五月和永明五年六月、十一年六月及永元三年六月京师被淹后，朝廷先后“遣中书舍人与两县官长优量赈恤”。[4]（《南齐书·武帝纪》、《南齐书·东昏侯纪》）梁天监七年，安成王萧秀为江州刺史，“及沮水暴长，颇败民田，秀以谷二万斛赡之”。[5]（《梁书·太祖五王·安成王秀传》）这里提到了“殿中将军”、“使”、“军部”、“中书舍人”及刺史、县长等，可知赈济百姓的人员大多是临时派员，其中地方官的责任重大。

其次，派遣人员调查灾情，发放救济物资。元嘉二十一年（444年）六月，宋文帝得知“霖雨弥日，水潦为患，百姓积俭，易致乏匮”的情况后。诏令“二县官长及营署部司，各随统检实，给其柴米，必使周悉”。[3]（《宋书·文帝纪》）他先令官员调查灾情，然后给予受灾百姓以柴米。大明元年正月，建康雨水成灾，宋孝武帝“遣使检行，赐以樵米”。通过派遣人员检查灾情，给予百姓以粮食。五年秋七月针对“雨水猥降，街衢泛溢”的现象，孝武帝“遣使巡行”，并对“穷弊之家，赐以薪粟”。[3]（《宋书·孝武帝纪》）元徽三年三月，京师大水，“遣尚书郎官长检行赈赐”。[3]（《宋书·后废帝纪》）永元元年七月，京师大水，齐东昏侯“诏赐死者材器，并赈恤”。[4]（《南齐书·东昏侯纪》）

再次，调集其他地区的物资救灾。元嘉十二年六月，丹阳郡等地遭受水灾，朝廷“以徐豫南兖三州、会稽宣城二郡米数百万斛赐五郡遭水民”。[3]（《宋书·文帝纪》）从附近4个州郡调集粮食来救济遭水5郡的灾民，对稳定灾民情绪具有重要作用。

最后，直接开仓赈济百姓。元嘉十二年灾后，宋文帝派沈演之“巡行拯恤，许以便宜从事”，沈演之“乃开仓廪以赈饥民，民有生子者，口赐米一斗”。[3]（《宋书·沈演之传》）次年,沿海地区水灾后，宋文帝再次“开仓廪以振之”。[3]（《宋书·沈昙庆传》）大明元年五月，吴兴等地大水后，宋孝武帝也“遣使开仓赈恤”。齐武帝永明八年八月，诏“吴兴，义兴水潦，被水之乡，赐痼疾笃癃口二斛，老疾一斛，小口五斗”。十月，诏“吴兴水淹过度，开所在仓赈赐”。[4]（《南齐书·武帝纪》）

其二，减免赋税。宁康二年（374年）四月，面对“三吴义兴、晋陵及会稽遭水之县尤甚者”，晋孝武帝的皇太后下诏“全除一年租布，其次听除半年，受振贷者即以赐之”。这是对遭受水灾者予以不同的减免赋税。太元四年正月，孝武帝又令“郡县遭水旱者减租税”。[2]（《晋书·孝武帝纪》）元嘉十二年八月宋文帝令“原遭水郡诸逋负”。[3]（《宋书·文帝纪》）即减免受水灾郡的赋税。大明四年,

南徐、兖二州因水灾歉收，民多困窘。次年四月，孝武帝下诏“逋租未入者，可申至秋登”。[3]（《宋书·孝武帝纪》）可以缓缴租税。昇明元年七月，雍州大水，八月，宋顺帝“遣使赈恤，蠲除税调”。次年二月，又“蠲雍州缘沔居民前被水灾者租布三年”。[3]（《宋书·顺帝纪》）多次减免赋税可能是因为遭灾严重。南齐此类减免诏书也颇多。因“二吴、义兴三郡遭水”，建元元年九月，诏“减今年田租”。次年六月，又因“昔岁水旱，曲赦丹阳、二吴、义兴四郡遭水尤剧之县，元年以前，三调未充，虚列已毕，官长局吏应共偿备外，详所除宥”。[4]（《南齐书·高帝纪下》）对于京畿地区的郡县关照有加。建元四年六月，齐武帝即位后，也因“水潦为患”，对“吴兴、义兴遭水县，蠲除租调”。永明五年八月，因夏季多雨，吴兴、义兴二郡农民受损严重，“详蠲租调”。七年正月，诏曰：“雍州频岁戎役，兼水旱为弊，原四年以前逋租。”永明十一年秋七月，因“水旱为灾，实伤农稼。江淮之间，仓廪既虚”，社会矛盾非常尖锐。齐武帝乃下诏“曲赦南兖、兖、豫、司、徐五州，南豫州之历阳、谯、临江、庐江四郡，三调众逋宿债，并同原除”。[4]（《南齐书·武帝纪》）东昏侯永元元年八月“蠲京邑遇水资财漂荡者今年调税”。[4]（《南齐书·东昏侯纪》）

其三，平抑物价。宋文帝时，三吴被水淹，谷贵民饥，沈亮建议“令积蓄之家，听留一年储，余皆勒使粜货，为制平价”，并转运淮河流域的粮食供给三吴，“使强壮转运，以赡老弱”。被朝廷接受并施行。沈亮还针对三吴地区遭受水灾的状况，认为“且酒有喉唇之利，而非餐饵所资，尤宜禁断，以息游费”。[3]（《宋书·自序·田子子亮传》）提出了禁酒建议。永明十一年五月，“水旱成灾，谷稼伤弊”的现象非常严重，齐武帝诏“京师二县、朱方、姑熟，可权断酒”。[4]（《南齐书·武帝纪》）

其四，对于防水不尽职的官员予以降职或撤免职务。晋孝武帝时，殷仲堪任荆州刺史，虽然他在任上勤俭有加，体恤百姓遭受水旱之灾的痛苦，但因长江上游水量大增，出川以后，“漂浮江陵数千家”。朝廷乃“以堤防不严，复降为宁远将军”。[2]（《晋书·殷仲堪传》）晋安帝隆安年间，“荆州大水，仲堪振恤饥者，仓廪空竭”，反而被桓玄趁机袭杀。[2]（《晋书·桓玄传》）

其五，修建水利设施，以便排水。元嘉十三年，钱唐令刘真道、余杭令刘道锡，在余杭大堤崩溃，洪流冲毁民居之时，“道锡躬先吏民，亲执板筑，塘既还立，县邑获全”,因此受到宋文帝的嘉奖。[3]（《宋书·刘怀肃传附怀敬子真道传》）元嘉二十二年，吴兴人姚峤“从武康纻溪开漕谷湖，直出海口，一百余里”，虽曾实施，但没有成功。[3]（《宋书·二凶传》）此后，“吴兴郡屡以水灾失收，有上言当漕大渎以泻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诏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节，发吴郡、吴兴、义兴三郡民丁就役”,昭明太子上书反对，“高祖优诏以喻焉”。[5]（《梁书·昭明太子传》）继续施工，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使“吴兴一境，无复水灾”。

综上可知，六朝时期水灾后的救助以物资救助为主，政府通过这一形式首先使民众解除生存危机，减免赋税也是这种形式的表现之一。平抑物价只是临时性的措施。追究治水不力的官员是为了引起官僚群体对治水的重视。最为主要的是修建排水工程，从根本上解除水灾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