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最后转到山东省政府，接受朱庆澜省长、柳直荀秘书长的接风宴席。 朱庆澜就是山东历城县人，1874年生，55岁，比张作霖还大一岁。1913年，他当黑龙江将军时期，张作霖是北洋27师师长。他行伍出身，加上长期在东北供职，为人豪爽。这次是来山东赈灾，顺路帮助山东整治黄河，清理冲毁的农田和水利设施。朱庆澜普通身材，面像更偏文人，刚毅中透着平和。眼睛不大，睫毛很长，总是眯缝着。一副若有所思，和始终观察着你的样子，与张作霖差不多。他腰板挺的很直，又自然而然。这是长期军旅生涯形成的。这次出任山东省长，是被张学良大帅留任的。少奇等人代理一年张学良的职务，这次返回总部了。只留下柳直荀作为双方的工作的衔接。柳直荀给强霖一份电报，是张学良任命强霖为安**大元帅助理的职务。柳直荀转告大帅意思：让他安心休养参观，顺路帮助处理华北事物。如何从北京进入奉天，由张学良亲自给他安排。估计要一个星期时间，才能安排妥当。强霖说，十分感谢大帅的安排。从济南到北京，还是希望朱省长和柳秘书费心了。朱庆澜说：我们虽然不认识，但你的大名我还是知道的。我们都专心慈善，大家志向相同，这比什么都重要。摆渡一吓潶、言、哥关看酔新张姐强霖认同这个说法，他说：朱先生大义凛然，救助灾民，令人钦佩。请让我借献佛，敬您一杯。朱庆澜欣然饮下这杯山东孔府酒，说我们志向相同，山东的事情还需要强公子多指点。强霖也喝了这辈孔家烧锅的自酿酒，比较平淡和低度数。但有些醇香味道，还比较绵长，这酒很不错。他问了少奇等人的情况。柳直荀说：少奇带着柯庆施、饶漱石、赵容等人都回总部了。走前都按工人解聘惯例，拿了三个月的薪水，其他的5万大洋“程仪”金，都留下给我们基金会了。朱庆澜说：“这些人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建立一个大政府体系。可惜都是他们自己人，底下人也走了大半。别人攻击的也是这一点，任用私人。还有那个本地赵家公子叫康生的情报系统，也只有他们内部知道，这些都是令人忌讳的。连太后、皇上都不敢弄这事。那是东昌、西厂遗风，政坛很忌讳。但革命党却认为正常，毫不在意，那可都是历朝人命换出来的经验。”柳直荀是赞同朱庆澜的说法的，实现大同也要走正路。这是很多早期革命者的想法，可惜都没有成为主流，这就是革命的糟糕的地方，都是逆淘汰。无约束的野性，战胜理性，最后才具有摧毁一切的力量。所谓成功学而已，但是隐去了那些送了性命，没有成功的人。比如早期革命者许继慎的家属就很凄惨。朱庆澜说：“不过他们很快建立了秩序，制定了规章。这些还是很有用的。我准备成立一个资政局，专门监督这些规章的执行情况。”柳直荀说：“少奇等人还有一个受批评的地方，就是在慈善救济和建设之间，更愿意让人们放弃自己眼下的利益。这让很多士大夫们不舒服，农民们也不舒服。”强霖没有说话，这事情要详细调研之后才行。本质上没有什么冲突的事情，但少奇的规划，本身就是一个教育农民，加上建设的规划。这里出现问题在于规划本身。注重国力，但百姓看不到国力与他们的关系，现在可不是无产者的后世，大家都是有产者。你不规划我们怎么更有产，却规划什么国力？富民政策，少奇还是低水平的。他只想让人吃饱饭，没想让人有更多的私产，或者说他意识不到。规划本身目标就不是发展私人财产。出现冲突是很自然的。朱庆澜说：“现在克明主要负责政务这块，我还是再做水利和慈善。克明坚持继续插手市场运作和基层政务，不过全是公开，不搞康生那套，我也是觉得不错。毕竟治乱，还需要政策有执行力才行。乡下土财主长期没有人管治，政令到不了乡下。”柳直荀，现在字克明，他说：“我看了几篇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克尼斯（john　keynes）的演讲稿子，是齐鲁大学教会的朋友提供的。他也是赞同政府插手经济，增加外贸，这才能增加国民财富。然后才能大家进行分配。”柳直荀30岁，正是创造力无限的年龄。他是长沙教会学校雅礼中学的底子，父亲也是留日的学者，家教视野比较开阔。可惜后世被夏曦这个老朋友早早就虐杀了。强霖想了想，约翰克尼斯，后世大陆都称为“凯恩斯”，就是凯恩斯主义的那个人，现在46岁，1883年，英国剑桥数学系毕业，现在也是剑桥的教授。他已经当过英国财政部高级顾问，现在还是一家保险公司董事长。他告诉柳克明说：“克明，既然有机会，你可以试一试约翰克尼斯的理论。你赞助齐鲁大学，让他们给你准备一个教授团，专门研究这个约翰克尼斯教授的文章。”接着强霖提到：克尼斯的社会观点，更主要的是批评社会分工，称专业化是造成就业难题的关键。也就是说，你有一些落后产业，你想让先进的，更专业的企业进入，就会造成失业。这个在欧洲也是如此，因为总有更先进的专业人士。所以要对外贸易的同时，还要实行本土的贸易保护。克尼斯是数学家，他有模型计算这个贸易发展，与贸易保护的平衡。朱庆澜是绍兴师爷家庭出身，很有逻辑推理能力。琢磨一下说：这就要与日本商人或者其他国际商人争斗了。柳克明摇摇头道：暂时还涉及不到，我们很多产品能力一点都没有，谈不上在这个领域失业。现在重要的是组织大规模的企业去竞争，是贸易发展阶段。强霖不再说什么，凯恩斯主义也需要人的价值观基础。政府插手市场过多，就要求政府廉洁；扶植的企业本身也要有社会底线。这些柳克明都能够弄清楚，就是在执行中的平衡点的问题。朱庆澜问道：令庸，看来执政的政策，真的就是几年。少奇走的很正常啊，他治理了乱象，下一步就不需要他的政策了。强霖回答：是的，所以美国执政一党总是调整政策，以便更长期的掌权；但在野党对手也太厉害了。对于山东，您争取建立一个公开的民意机构，调查各种人群的意见。但克明政策不要随着民意，而是随着专家的分析，富民为主。民意是来缓解政策的，及时解释各种误解。这样克明的约翰-克尼斯政策才会长些。朱庆澜继续问：“基层的家族产业，是否继续少奇的压制政策。”强霖对答：“经济上不用专门压制，还可以鼓励；行政上要与大家族达成一致，不许任何私刑，都要交给司法解决；土地稀缺性质，要么转成农场，保证农民雇工的最低工资和基本福利；要么减租。”柳克明也说：“经济上他们可以还可以得利。但时间长了，自然内部分歧大，新思想教育的年轻人，也会主动走出来创业。所以，经济上冲突不大，就是社会福利上冲突大一些。”几个人结束了谈话。凯茜和强霖回到凯茜的宾馆，这是齐鲁教授们的公寓，简洁而干净，姐弟两个人开始复习哲学家的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