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见于史书记载的西夏翰林学士有仁宗时的王佥、焦景颜、杨彦敏、刘昭、王师信、梁宇、王禹玉、余良等；桓宗时的李国安、张公辅；襄宗时的梁德懿；神宗时的权鼎雄等。此外，襄宗时观文殿大学士罗世昌，献宗时徽猷阁学士李弁等，他们也都是通过科举进身授职。

西夏的科举取士延续到国亡，史载夏献宗乾定三年“三月，策士，赐高智耀等进士及弟”。但高智耀见蒙古军已兵临城下，国将亡，不受官职，后隐居贺兰山中。献宗“策士”的前一年，宗室李桢随父避乱到金国时，还“应经童试中选”，可见科举制度在西夏已深入人心。

西夏景宗天授礼法延祚二年五月，始建学校，名为“蕃学”，由大臣野利仁荣主持，从蕃汉官僚子弟中选拔优秀者入学。同时在国内各州也设立“蕃学”，置教授训导。李元昊建“蕃学”，其本意是“思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故主要学习新创制的西夏文字，用西夏文字翻译汉文典籍，如《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但儒家经典的内容与精神，则通过“蕃学”直接灌输，或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儒学学校的正式建立是在夏崇宗时期，由于西夏封建国家的迅展，急需大量的儒学人才。为此崇宗准备向宋朝学习，建立学校。他通过御史中丞薛元礼之口，奏请西夏建立汉学的重要：“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无不尊行儒教，崇尚诗书。

盖西北之遗风，不可以立教化也。景宗以神武建号，制蕃字以为程文，立蕃学以造人士，缘时正需才，故就其所长，以收其用。今承平日久，而士不兴行，良由文教不明，汉学不重，则民乐贪顽之习，士无砥砺之心。董子所谓，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可得乎？”夏贞观元年，崇宗“命于蕃学外特建国学，置教授，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廪食之”。到仁宗时期，西夏学校制度迅展。

据史书记载，当时西夏设立的学校主要有以下三种：小学，即州县所设学校。人庆元年六月建，全国有弟子学员3ooo人。宫学，又称小学、内学，设于宫禁中。人庆元年六月初建，五年三月复建，置教授，招收宗室子孙七岁至十五岁者入学，仁宗与皇后亲为训导。太学，人庆二年七月建，尊孔读经，由仁宗亲临释奠，并对学员给予赏赐，故地位较高。

仁宗于人庆三年三月，“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将孔子抬到了极高的地位。西夏学校制度及学校规模，汉文史籍无考。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文献中有一《新修太学歌》，全文共27行。诗歌内容提供了有关西夏仁宗时期新建太学的一些材料。

据考证，这是一对仁宗乾祐二十三年重建太学的赞美诗。诗中开说明西夏建立太学培养人才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