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羌如愿以偿，当上了马坝村“一把手”。

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村里所有公章都拿在自己手里，无论村里或村民办什么事都必须要由他亲自签字盖章。

他签字盖章是要收费的。比如：

超生二胎婴儿入户：2000元；

超生三胎婴儿入户：5000元；

审批建房宅基地：普通类型5000元，特殊类型（大田或省道边上）10000元；

人口接收：本县人口转入本村1000元，外省人口转入本村5000元；

遗体以罚代化（火化）：每例3000元

……

“大钱”他捞，“小钱”也不放过。为了捞钱，他千方百计的去钻政策空子。

例一、民政部门规定村民申请办理“低保户”必须以户（以《户口本》上人数为准）办理。他上报材料是以户上报，但当钱款下来后，他让这些“低保户”拿出一半去给“其他困难户”，说是“全面照顾”，而实际上却装进了自己腰包；

例二、每当上面免费发放的救灾物质（面粉、大米、食用油、化肥等）他以比市场略低的价格卖给村民，所得钱款说是“办公费”，而实际上装入个人腰包；

例三、每年上级发放麦种，他要在补贴后的价格上要再加三到四毛钱“手续费”，其非法收入装进个人腰包。

……

这样一来，他每年非法收入都要在50 万元以上。这当然比他开饭店、做生意强多了。

为了得到更多的收入，他利用父亲分管的“村村通”工程之便，拿到了全乡所有路段工程。这当然要给赵乡长写信，信封内必须要装人民币。

他为了取得乡政府及各村的“支持”，在乡政府对面“新世纪酒家”摆了八桌，宴请了乡领导和各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

唯一缺席的就是高台村支部书记高现华。他本想亲自“登门拜访”，又怕他不吃他那一套。好在高台的路段紧接省道，他也需要一段质量较好的路段来做验收“样品”，所以这段路修的质量要好一些。尽管如此，仅高台这1.8公理里水泥路他就获利八万多元。

而其他村的路段的质量就没有这么可观了。为了谋取暴利，他采取偷工减料的办法，使路面质量大大下降，全长40多公里的路段，获利200多万元。

马羌当了“村长”后，腰包更硬了，人的形象也更酷了。他的发型由原来的小平头变成了“鸡冠花”型，脖子上戴着一条黄烂烂的链子，俨然一幅“暴发户”的模样。全村的村民对他都投去敬畏的眼光。

由于村民对他有敬畏心理，这有利于他开展各项工作。特别是各项征款工作，如：清理农业税尾欠、车船使用税、建房耕地使用税以及计划生育抚育费等。这些征款工作是村干部最头痛的事，但对他来说“这都不是事”，马坝村每次都遥遥领先。他都能从中拿到20%的“回扣”。

村民们从心里恨他，但表面上却都对他毕恭毕敬。人们对他的称呼也由原来的“马村长”变成了“马书记”。就连一些乡政府工作人员也称他马书记。这种现象我估计在全国仅此一例。

马羌听到这一称呼，并不感到难为情，反而很高兴。

每次乡党委召开全乡各村支部书记会议，原来的村支部书记王邦玉被调成副书记后不能参加会议，取而代之的却是马羌。在群众和乡领导眼中他就是马坝村的支部书记。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不是**员竟然以支部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村党支部会议和党员大会。这种党内生活不正常现象只有在“文革”时期才有。一些党员不愿意过这种不严肃的党内生活，开会时纷纷退场，他这时才感到有些尴尬，想到要明正言顺当书记。

要想当书记，首先要解决组织问题。于是他不得不向王邦玉递交《入党申请书》。令他想不到的是他却得不到广大群众和党员认可，通了几次都没有通过。

2005年3月份村两委换届选举，乡政府以“马坝村没有人可以当书记为由”“维持现状”。

2006年，他把《入党申请书》交到乡直机关党支部去入党。

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他无视于党的政策与法规。特别是在殡葬改革方面他与上级文件精神对着干。上面文件规定：不许大操大办，遗体必须实行火化，不许使用棺椁入葬，不许以罚代化……

马羌可不管这些，只要交过“保护费”，就可以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于是在马坝村掀起了一股丧事大操大办之风，谁家儿女花钱愈多就表明儿女愈孝顺。大家互相攀比，乐此不疲。席面由原来的500块一桌上升到800块钱一桌；棺材由原来5000块一口上升到8000块钱一口，有的甚至上万。吹喇叭的由原来一班上升到两班，有的还顾了三班。

2007年11月24号，大马庄村民马跃华给母亲办丧事，为了风光排场，买了一口一万三千多元的花棺，顾了三个喇叭班子，扎的“世物”有地上走的、天上飞的，古的有金、银山、聚宝盆、对狮、对牛、对库……现代的有飞机、汽车、别墅、家用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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