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说过，“周pia”是个人名。“pia”是“汉语拼音”，在口语中有这个语音，但从“仓颉造字”开始就没有这一语音形式，所以在任何《字典》、《辞典》中都找不到这一语音形式。

既然没有这个汉字，他的父母又为什么偏要给他起这样一个名子呢？这事还得从上世纪60年代末说起。

周庆丰是个城里人，没有什么正式职业，靠逮鱼摸虾维持生计。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便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下放到农村靠挣工分吃饭。他在农村没有任何亲戚、朋友和熟人，便被安排到关庙公社高台大队小张庄东队落户。

他脚踏生地，眼观生人，得不到任何人关照与庇护。当地社员都欺生，认为这是城里人来和他们抢粮食吃，所以都对这个“外来户”心存芥蒂，很排斥。好在生产队长张泽发对他们夫妇关爱有加，当时生产队并无什么优渥的条件，将两间草、料房腾出来给他们居住，让他们代为生产队照看一下牲口与草园。周庆丰不会干农活，便被安排和一位老饲养员一起喂牲口。

周庆丰的妻子沈岚花有哮喘病，不能参加生产队劳动。好在饲养员常年出满勤，一个人挣的工分可以养活两个人，比他在城里逮鱼摸虾打零工强多了。

他们刚刚落户不到两个月，沈岚花便生了一个男孩。小两口欢天喜地之余，忙着给孩子起名子。他们一连起了十来多个都不行——不是重了这家孩子名，就是重了那家上人的名，直到孩子四五岁了也没有起到名子。

一天，一位妇女来牲口房里牵驴回家拉磨，恰好看到周庆丰的儿子穿着妈妈刚刚缝制的红花小棉袄，在打麦场上蹦蹦跳跳，小脸蛋上恣意绽放着灿烂的笑。他正值“未知巧与拙”之时，没有忧伤，没有烦恼，手里拿着个布娃娃，玩耍着，炫耀着，样子十分活泼可爱。

那妇人见他十分乖巧，便逗他道：“这小家伙今天穿地真pia，小花棉袄真是太漂亮啦！”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沈岚花听了十分高兴地叫起来：“周庆丰！我们孩子有名子啦！就叫小pia子！”

“哎！你别说，这个名子还真没人叫。”那个妇人很为他们高兴，扬起眉，脸上的笑像是绽开两朵其貌不扬的喇叭花，“这比那狗鸡、狗吊好听多了。”

沈岚花有点伤感的说：“谁让俺是个外来户？叫什么都重人名，有个名叫就行了。”

从此，中国就有了“周pia”这个人名。

有其名而无其字，这让他在以后生活中遇到了许多无奈与尴尬。

他七岁那年，割草给生产队喂牛，在记工分时，由于会计不会写他的名字，只好在记工本上写上“周o”。

周pia人小，内心的天地也小，搁不住事，看后心里非常别扭，对父亲说：“别人的名字都是方的，我的名字怎么是圆的呢？”他一天到晚闹着父亲要改名。

父亲哄他道：“学校老师识字多，什么字都会写，到时你去上学了，名字自然就会变成方的了。”父子俩都坚信老师一定会写这个字。

他上学以后，谁知老师也写不上来“pia”字。那个老师为了显示自己有学问，竟用汉字给他拼出一个“pia”字——“皮阿”。

因为那个时候农村没有电脑、打字机，手写自然可以把“皮”字和“阿”字写成一个字。从此他深信不疑那就是个“pia”字。

周pia由于家庭生活困难，初中还没上完就回生产队参加劳动。他虽然在学校学习成绩不算好，但不能因此就否定他聪明才智。

1983年，他才15岁，竟然将一台被生产以遗弃多年生了锈的柴油机给捣鼓响了，于是在省道边上开了个“机面坊”。

那时由于农村还没有通电，方圆几十里路的村民都来这儿加工机面，来“机面”的队伍一直排到公路上，生意非常火热。他每天早晨六点钟就开门营业，晚上干到十来点钟才关门，仅两年多时间就挣了六千多块钱。

村里通电以后，他关闭了面坊，买了一台四轮机，开始跑运输。

上世纪80年代末，正是农村砖木结构建筑蓬勃兴起的时候。起初他上山拉石料（石块、石子、石粉）卖给大伙建房。后来他建了个水泥构件厂，生产水泥砖、水泥瓦、过梁、楼板……因为质量好，品种多，生意很好。

1996年，28岁的周pla已成为小有名气的小老板。人虽有钱，却没有一个女孩心仪于他，原因是因为他有个不雅的绰号——“周旗杆”。

这本来是几个年轻人闹着玩的，想不到会对他的名声孕育了不良的侵染。

那是一个慵懒的午后，他和手下几名工人在工棚里午休。棚下遮阴弊日，秋风送爽，随着片片黄叶飘落的“莎啦啦”的轻响，他躺在那儿很快进入温柔梦乡……他那个耐不住寂寞的“小弟弟”便慢慢悠悠地立了起来，并有节奏的徐徐颤袅……

几个年轻人看了忍俊不禁，其中一人说道：“快看！快看！像不像一根旗杆？”

另一个说：“我看以后别喊他周pia了，就喊周旗杆吧。”

“周旗杆”由此应运而生，传扬开来。而且越传越离谱，有人说他“那个”跟驴“那个”一样，平时做活时都把它勒在裤腰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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