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是“回归热”，一种由虱子传染的病，反覆发作，一次比一次凶险，而且很容易传染。队伍里不能留。

那天晚上，队长和政委找她谈话，话里的意思很明白：孩子，恐怕保不住了。为了队伍的安全，最好……“处理”掉。

处理掉？怎么处理？她当时就疯了，指著队长的鼻子骂，骂他们冷血，骂他们不是人。

她男人，也是游击队员，蹲在一边抱著头，一声不吭，最后狠狠捶了自己脑袋几下。

最后还是政委发了话，说这样吧，找个可靠的老乡，偷偷把孩子送到山外，找个地方安置，是死是活，看孩子的命。

但从此以后，这孩子就不能再跟队伍有任何联繫，就当……没这个人。

那是王秀秀一生中最黑暗的一个夜晚。

她抱著气息微弱的儿子，跟著一个沉默的老乡，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半夜，来到山外一个破土地庙。

她把身上仅有的两块银元塞给老乡，求他找个郎中看看。

她亲著儿子滚烫的额头，眼泪流进孩子的脖子里。

“栋儿，要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妈以后……妈以后一定去找你……”

她不知道儿子听没听见。老乡抱著孩子，很快消失在夜色里。

回到队伍，她大病一场。

病好后，她就像变了个人，打仗更不要命，眼神里总有一股压不住的狠劲和死气。

別人都说，王秀秀是伤心过度，化悲痛为力量了。

只有她自己知道，心里那个窟窿，从此就再没填上过。

解放后，她隨著队伍进城，进了军管会，当了个小干事。

有了稳定的地方，她立刻开始疯狂地打听儿子的下落。

托人，找关係，花了不知多少钱和精力。

终於，一年多后，有了消息。

那个老乡確实把王栋送到了山外一个小镇，找了个郎中。

郎中说，是“回归热”，拖得太久，引发了严重的心臟和神经系统併发症，命是暂时保住了，但人废了一大半，而且这病在大陆根本没法治断根，说不好什么时候就復发，一次比一次凶。

更让她绝望的是，那老乡后来听说，有个从香江回来的远房亲戚，说香江那边有洋人的医院，或许有办法治这种怪病，但花费是天价。

香江……

那时候，香江是什么地方？

另一个世界。

想去，谈何容易。

可她看著手中儿子辗转寄来的、字跡歪歪扭扭的信（他后来被那家好心人收留，学了几个字），信上说：“妈，我难受。这里的大夫说没办法。我想回家。”

她的心，碎了。

为了证实儿子的信真假，她特意去了一趟，目睹了儿子的惨样，心都要崩溃了。

治疗，就是天文数字！！

就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机会来了。

军管会负责清查、接收一批反革命分子和敌偽人员的资產。

金条、珠宝、古董、地契……很多东西从那些深宅大院里搬出来，堆在仓库里，登记造册。

她是经办人之一。

第一天晚上，她对著油灯，看著那些黄澄澄的金条，脑子里全是儿子信上那句话：“妈，我难受。”

鬼使神差地，她伸出手，拿起两根最小的小黄鱼，冰凉的，沉甸甸的。

她握在手里，握了很久，手指掐得掌心发白。

然后，她飞快地环顾四周，把金条塞进了自己贴身的衣袋里。

动作快得她自己都害怕。

那一夜，她没合眼。

脑子里两个声音在打架。

一个说：你这是贪污！是犯罪！对不起组织，对不起牺牲的同志！另一个声音更大：没有钱，栋儿就得死！你想眼睁睁看著他死吗？你当初没能保护他，现在连救他的机会都不要吗？那些金条，本来就是不义之財！拿一点，救儿子的命，怎么了？

天亮时，她眼睛通红，但心里那点挣扎，被更强大的母性和对儿子命运的恐惧压垮了。

她找了个由头，在那批物资的登记册上，轻轻划掉了一行不起眼的小字。

两根小黄鱼，变成了她救儿子的第一笔“药费”。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

她变得小心翼翼，专挑那些登记混乱、来源模糊、或者原主已经死绝了的东西下手。

每次不多拿，但累积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她把东西换成钱，再想办法托可靠的人，辗转送到香江那边。

儿子的信渐渐变了。

字写得工整了些，信里说，香江的医生看了，说需要长期治疗，用一种很贵的进口药，还要定期复查。

钱，像流水一样花出去。

为了维持这笔庞大的开销，她那点军管会干事的津贴，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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