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情与恨

吴丽萍把刘夏夏放在家，上街去给朱军打电话。

朱军好容易挨到天亮，起床后感到神经、眼睛一阵剌痛。他像妻子撒了个谎，提早去了办公室。朱军坐在公办室守着电话。十点过一刻，吴丽萍才将电话打来。

“刘秀真的死了？”朱军吃惊道。

吴丽萍说：“千真万确。

朱军听后，猛然往后一缩，像挨了一击似的，脸色煞白，嘴唇毫无血色，眼睛直愣愣地瞪着对面的白墙，心怦怦直跳。他觉得头晕想吐，浑身瘫软。他从未料到这事会让他如此活受罪。他原想一切都不会这样。他要是真的被带去烤问，盘问前天晚上他在什么地方，对刘秀的死，他知道些什么，他一定会支支吾吾、战战兢兢，也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样他不完全暴露了吗？

不！我得振作起来，装得自然些、快乐一些。他对自己说。

吴丽萍说：“早晨，马主任回教导处打电话报案，我拿抹灰布把煤锹柄和烟筒柄擦了好几遍。”她提醒道，“你忘记了，烟筒是蹲在火炉上的。”

吴丽萍见朱军在用心听，接着说，“正如你预料的那样，他们走时把煤锹柄拿去做鉴定了。”

朱军显得很内疚，他说：“我当时从床上起来，往炉火里添了两锹稀煤。”

吴丽萍说：“这种失误，说出来很难让人信服。”

昨天下午，吴丽萍打电话告诉朱军说刘秀不见了。朱军就有预感，觉得刘秀可能已经死亡。他交待吴丽萍想法进去把煤锹柄上的指纹擦掉，否则他逃脱不了干系。

刘秀的死亡，使朱军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内疚和痛苦，这种内疚和痛苦一直笼罩着他。想到死去的刘秀，他就会想到刘夏夏。他说：“刘秀死了，孩子以后怎么办？”

吴丽萍平静地说：“我也在想这件事，孩子还小，总不能没有个名份？”

朱军担忧道：“长期放在老人身边，也不是个办法。”

吴丽萍费解道：“你的意思？”

朱军说：“刘秀火化后，你去告诉老人，让她们去找刘定，让刘定把夏夏接走。”

吴丽萍短促地阴笑了一下，赞同道：“刘定和刘姐的事大家都清楚。为了你的幸福，我想也只能这样做了。”

朱军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冲动地说：“拜托了，一定想法将这事促成。否则，夏夏这孩子将来会受罪的。”

吴丽萍完全可以不管这件事，但她明白，她有求于朱军。因为她这张多话的嘴，在学校给她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她受到了排挤。她不想带班级，也不想代课，她想到教导处去混日子。可是没有个职位到了教导处是不好混的。她想通过朱军从上面往下疏通，哪怕任命个副主任也行，不能让她去做干事。教导处副主任是由校长提名，上面下文任命。吴丽萍与吴校长的关系向来就不大好，论资排辈，她恐怕熬到退休也混不到副主任那个位置。为了能到教导处去上个班，还能有个职位，她不顾个人安危，在警察来之前豁出去帮朱军毁灭了证据，掩盖了朱军来看刘秀的事实。如果被发现，她将会成为朱军的同伙。为了自己的将来，吴丽萍也顾不了那么多。

朱军垂头丧气坐在办公室，觉得大家似乎都无忧无虑，只有他内心一片黑暗、荒凉。

朱军听说刑侦人员将煤锹柄带走了，心突突地狂跳起来，脸色带点儿苍白，这神气非常难看，那夹烟的手指有些抖颤。心里想着：“假若吴丽萍没有将柄上的指纹清除干净……他真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些什么，该怎么办！该怎么说！”

朱军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吴丽萍见朱军在电话那头没有反映，以为他没有在听，追问道：“你听到了没有？”

“嗯，我知道了。”声音粗重、混浊。朱军哽住了，连话也说不清。他忍不住，已由座位上站起来，嘴唇紧紧地闭成一条细细的线，比过去更没有血色，脸也更惨白了。他突然想到了二舅哥，二舅哥不是在刑侦队吗？他会不会去侦办此案？

朱军的两个大舅哥向来对他都很好，对人也和蔼可亲。两位嫂嫂虽然爱和他开玩笑，却都没有恶意。

朱军抱着一线希望往二嫂单位去个电话，二嫂正在气头上，她没好气地说：“一大早就走了，听说又死人了。”

朱军知道二嫂在生二哥的气，她不喜欢丈夫从事这项工作。

朱军的心情稍微放松了一些，心想，二哥去经办此案，接下来的事也许会好说些。他顾不得二嫂高不高兴，急忙吩咐道：“二哥回来，让他给我来个电话。”

二嫂不客气地质问道：“找他什么事？”

朱军勉强笑了笑，装出一副很轻松的口气说：“我对这方面的事感兴趣，想从二哥那里了解些案情的具体细节。”

“无聊透顶。”二嫂说后，将电话挂断。朱军握着电话愣了愣，他知道二嫂嘴比心硬，嘴上说无聊，心里却不会忘记的。

朱军坐在办公室，他没法摆脱内心的巨大惊恐，他心烦意乱，不知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怎样去应付。他先看了看表，站在桌子旁边，斜靠着，怔怔地想了一会，于是坐在沙发上，架起腿掏出烟抽了起来。朱军将头靠在了沙发背上，只是昂着头，向空中喷着烟。他本来是要出去的，现在决定不去了，他守着办公桌在等二哥的电话。心里焦急的要命，只管昂了头吸烟，吸完了一支，重新点上一支，他心里立刻起了一个念头，二哥去办理此案，刘秀之死的恐怖，他眼下的危险似乎就变小了。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但愿如今一切顺利，没什么事会追查到自己头上来。”

可是，一想到刘秀的死，朱军还是有些慌乱。他告诫自己说：“不能这样，要镇静，不露一点激动的样子，要显得冷淡。”于是，他就安坐在办公室苦挨着钟点。

从前的往事又回归到大脑里，甚至出现在他的眼前。上师范学院时，他才认识了刘秀，刘秀外貌秀美，中等身村，性格比较文静。刘秀也是朱军相处过的第一个恋人。

三年来的校院生活，把两个年轻人的心连在了一起，也都被对方俘虏了。不说一年不见面，就是一天不见面，两个人都会感到痛苦。毕业三个月后的一个星期五，在城里相见了。刘秀两眼噙着泪说：“我上面没有人，留不到城里，分配回了母校。你怎么样？”

朱军沮丧地说：“我还不如你，没有留在母校，发配到了离镇上三十多里地的一所偏远小学，只能步行，连自行车都不能骑。学校不大，三间平房，两间作为教室，一间作起居室，八个学生五个年级。”

朱军所在的北流乡离县城九十多里路程，刘秀的固降乡离城三十里。两个年轻人相距上百里地，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工作，这是多少痛苦的一件事。刘秀忧愁地说：“相距这么远，又没有交通工具，你进趟城少说也得好几个小时，遇上下雨天，泥泞的山路就无法通车。不说一个月，一年恐怕也很难见上几面。”

朱军叹气地说：“面对吧，不说我们还没有结婚，那些结了婚的夫妻，两地分居也是很普遍的。”

朱军说的没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员大流动，夫妻分居两地是很普遍的现象。改革开放十多年了，这种现象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

刘秀说：“不能天天见面，要么一个月来城里见一次？”

朱军说：“第一个星期恐怕不行，第二个星期五进来，星期一起个早回去，在一起还能多呆一个晚上。”

刘秀说：“我没问题，对你来说可能困难重重。遇到天气不好，你恐怕就回不去了，还不要说遇上霉雨季节。”

朱军所在的北流乡地处县城的西北角，很偏僻，一条沙土路环绕着两座大山，坡陡弯多，不说遇上下雨天，就是晴天也很难行驶。

朱军带着一副无所谓的腔调说：“我无所谓，学校就我一个老师，想走就走。你不能和我相比，你们中学有好几百双眼睛，他们都在盯着你。回去赶不上第一节课，可能会受批评。”

刘秀说：“你不要替我着想，我和其他老师调换一下。你进趟城不容易，坐四五个小时车不说，回去后，一个人还要教五个年级，既当校长又当老师，任务不轻呀！”

刘秀的话说得朱军心里不太好受，他抿着嘴露出三分笑。刘秀说：“你笑什么？我离城近，星期五我换节课，吃过午饭就进来登记，然后到车站去接你。”

朱军说：“我既是自己的校长，也是自己的老师，住的虽然偏远，却比较自由。不像你，走时不是请假就是换课。这样吧，星期五，我早些进来，登记宾馆的事你就不要操心了。下了最后一节课，你乘最后一趟班车进来。”

刘秀担心道：“你路远，遇上塞车就麻烦了，吃过午饭，我进来登记。否则天黑下来，没有房间，我们去睡马路？”

刘秀说的是事实，国营宾馆只有两家，个体招待所刚刚兴起，全城也没有几家。朱军默许了。

第二个星期五，刘秀吃过午饭坐车进了城，她进了城里就跑着去找宾馆。她需要订两间挨在一起的客房，那样晚上才比较方便。当时宾馆少，房间紧缺，两个人又不能住在一起，半夜派出所会来查房的。没有领结婚证就不能算是夫妻，不算夫妻就不能在一个房间过夜。一旦被查，带到派出所受处分不说，还要通知校方来领人，回去后，还要接受党组织的处分，严重的会被开除。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人们的行为是不自由的。

刘秀没有经验，在城里跑了大半个下午，也没有找到一家符合条件的宾馆。天色渐渐黑下来，她在一家小宾馆登记了一间房，预定了一间，时间来不及，没有去查看房间，急匆匆赶往了车站，她怕朱军在车站久等。

朱军早晨多睡了一会，十点钟才起床，他没有吃早饭就出发了，步行了三十多里山路才来到镇上，十二点进城的那趟班车刚开走。他等到下午三点钟，才乘最后一趟进城的班车。路上没有遇到塞车，还算顺利，由于路况不太好，司机开的比较慢，傍晚七点四十分才来到城里。车站的工作人员都下了班，候车室的大门关闭了。朱军跟着人们从侧门出来，看见刘秀站在车站外面的路灯下，他大步走了过去，两个人见了面来不急交谈就往宾馆走去。

县城不大，没有公交车，也没有三轮人力车。两个人手拉着手来到了刘秀登记的那家小宾馆，天色完全黑下来，朱军掏出介绍信进行了登记。然后，两个人来到二楼的那间客房，眼前的情景，让他们都傻了眼，房间内没有洗浴设备，连卫生间也没有。大小便还要到一楼的共用厕所。这让浑身疲倦的朱军有了几分不自在，他以为刘秀小气，舍不得花钱到大宾馆去登记，才找了这样一家简陋的宾馆。嘴上没话，心里耿耿的。刘秀尴尬地解释说：“找了好多家，都没有紧邻的房间。”朱军不大相信，他绷着脸说：“我说进来，你不让，现在钱也交了，天也黑下来了，想走也走不成。”

刘秀知道自己做的不好，没敢顶嘴，半个下午的辛苦奔跑也只有她自个知道。她上前将被子抖开看了看，被褥床单还算干净。她拿了洗脸盆下了一楼，端了半盆温水上来让朱军先洗。朱军还在气头上，脱了外套，连个笑脸也没有，洗后将外套拿在手中，沉着脸催促道：“快出去吃饭，我都快饿死了。”

刘秀端起半盆脏水，准备换盆水自己来洗。听了朱军的话，她站着想说等一会，我还没有洗漱。她看到朱军生气的模样，端着盆下了一楼，在共用的洗浴间，对着镜子抹了把脸，向服务员借了把梳子梳了梳头发。

朱军生气地在房间踱来踱去，等得有些着急，见刘秀进来，忍不住发火道：“你今天是怎么了？不想进来就不要进来，连个宾馆也登记不了，出去吃个饭又磨磨蹭蹭，你不饥，我饥。你不想去早些说，我会自个出去吃的。”

刘秀没有辩解，她说：“那就快走吧。”

朱军还想挖苦几句，刘秀这样一说，他瞪了瞪眼先出了门，蹬蹬蹬向楼下走去。刘秀紧跟在后，保持了一两步远的距离。对朱军来说，他从来就不善于控制自己的表情，此刻心中的疑惑和烦恼全流露在脸上。

因为登记宾馆的事，朱军对刘秀产生了看法，在城里玩得一点也不开心，星期天下午朱军就乘车返了回去。

第二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五，朱军一大早起来就赶往镇上，乘了中午那趟早班车，来到城里已是下午两点钟，他满大街跑着找宾馆，跑了三个小时，从城东跑到城西，从城南跑到城北，条件好的宾馆，房间紧缺，有的已提前预订。朱军后悔自己错怪了刘秀。不过，他也不能原谅刘秀，她为何不向自己解释呢？天色渐渐黑下来了，朱军不得不来到上次那家个体宾馆。他来迟了，紧挨的房间没有了，楼上一间，楼下一间。也就是说今天晚上，他们一个人住楼上，一个人要住在楼下。

朱军怕刘秀在车站等的着急，交了押金就往车站跑去。

刘秀在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天色黑下来也不见朱军来接。她起了怀疑，怀疑朱军还在生她的气，是不是没有进来？这样一想，她不由得慢慢往前走，走出一小段路，感觉不放心，看了下表，六点四十分，她知道找住宿不容易，也许朱军还没有登记上，她又返了回来，决定等到七点半，到时候朱军还没出现，说明他今天就没有进来。

朱军一路跑着来到车站，老远看到刘秀孤单单站在车站外面的路灯下面，心里很是惭愧。刘秀看到朱军激动得迎了上去。朱军紧紧地将她搂在胸前，忍不住两眼冒泪，他喃喃着说：“我错怪你了，都是我不好。今晚还不如上次。”

刘秀说：“我知道，不用解释，有个住处能过个夜就行。”

朱军接过刘秀手中的包，另一只手拉着她边走边说：“先找家饭店，吃了饭再回宾馆。”

刘秀想先去宾馆，放下东西，洗刷后再出来吃饭。想到上次在宾馆那不愉快的事，她低下头没敢言语。朱军见她低着头没有说话，斜着眼问道：“还在生我的气？上次都是我不好。”刘秀说：“不要讲了，快去吃饭，吃了饭回去早些休息。”朱军讨好似的说：“今晚领你去吃烤鸭。”刘秀说：“你不累吗？简单些，明天再吃。”朱军说：“不累，今天吃烤鸭，明天吃火锅。我要将功赎罪。”刘秀说：“你又没有做错什么，赎什么罪？”朱军伸出手搂着刘秀的肩膀，在她脸腮上亲吻了一下，内疚道：“上次错怪你了，今天跑了大半个城，才知道登记个房间有多难。今天还不如上次，一间在楼上，一间在楼下。”

刘秀听后心里有些不痛快，但她不能表现出来，她宽心道：“无所谓，晚上不能在一起，白天没人来查房。”

朱军说：“我喜欢晚上……”

刘秀抬起手捂在朱军嘴上：“大街上，不要胡言乱语。”

刘秀觉得快乐、幸福，她喜欢朱军，他那非常惹人喜爱的长相，使她的目光和心思无暇它顾。每当他们相聚在一起，刘秀的话也多了起来，显得更为坦率大方。

每次分手，刘秀都替朱军担忧。一个月在城里相聚一次，两个人奔波了将近一年。第二年十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五，两个人又在城里相聚了。星期一退了房来到车站，刘秀坐的那趟车比朱军坐的车早出发一刻钟。他们进了站，朱军没有急于上自己那趟班车，他上了刘秀乘坐的那辆车上。

车出发时，朱军才从车上走下来，他站在车下目送着刘秀坐的那辆车开出车站，刘秀打开车玻璃窗，伸出手向他招了两下，车就拐了弯开走了。

朱军转过身，向自己乘坐的那辆班车走去，有人在背后叫，朱军转过头，看到了他的初中同学——吴玉萍。

吴玉萍不是北流乡人。原先，她大哥在北流乡任副镇长，她二哥考上了警察学校，到省城读书去了。父亲过世那年，她大哥回去将她和母亲一块接到了北流乡。吴玉萍是在北流乡上的学。吴玉萍和朱军在一个学校，又在一个班上，两个人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班同学。吴玉萍在校期间很少与人交往，放学后回到政府大院，由母亲陪着做作业，除了上学，她和母亲行影不离。初中毕业，朱军保送到师范学院，吴玉萍考上了卫校。

这一年，吴玉萍大哥调到新和镇任党委书记，第二年，她二哥毕业分配进了县公安局刑警队。三年后，吴玉萍卫校毕业分到了县防疫部门。她母亲跟着大哥在一起生活，星期五，吴玉萍回大哥那里去看望母亲，星期一返回城上班。

朱军准备上车，吴玉萍从旁边开来的车上走下来。吴玉萍眼尖，看到朱军叫了两声，朱军回过头，惊讶地张大了嘴。两个人在车站相遇，都显得有些吃惊。

吴玉萍没有刘秀长得珠圆玉润，却也皮肤白净，虽说五官长得不够精美，却也有一种端庄、雍容的气质。她学习勤奋，喜欢却不喜欢干活。她的感情深沉而强烈，但隐藏较深。在童年时她就很少哭，现在甚至很少叹息，遇到使她伤心的什么事时，她也只是脸色微白。

吴玉萍走过来笑了笑问道：“进城办什么事？”朱军红着脸说：“也没办什么事，闲逛逛。”朱军说的不十分的自然，吴玉萍就笑着说：“初中毕业，还是第一次见面。听说你毕业后回了母校。”朱军无奈地笑了笑，淡淡地说：“不是母校，是山里的一所小学。”吴玉萍遗憾地说：“发配到了大山里？”朱军叹气地说，“没有办法，不像你有关系。”

吴玉萍只是笑，没有答话，见朱军不停地在看表，吴玉萍就向他发出了邀请：“我的单位就在附近，到我那里去坐一会。”

朱军手中拿着车票，听了吴玉萍的话，他犹豫了，去好呢，还是不去的好？不过，朱军在看到吴玉萍第一眼就产生了想法，他想利用吴玉萍，走她哥哥那条路，将他调进城里的某所学校。他认为只要能调进城，他与刘秀的见面就容易的多。朱军笑了笑说：“可是……”吴玉萍知道他想说什么，问道：“可是什么？”朱军也不知道为什么，脸突然红了起来，他说“合适吗？”吴玉萍说：“有什么不合适。”朱军顿了顿说：“怕你男友遇见了不高兴。”

吴玉萍微红着脸淡淡地说道：“参加工作才一年，还没有时间去谈个人问题。”

吴玉萍把话说得这样直白，朱军立即离开，可能就不会有后来一系列的麻烦。朱军当时没有离开，他说：“不会带来负面影响，那就去认识一下你的门牌号码，以后也许会有事进来求你的。”

吴玉萍盯着朱军多看了一会，发现朱军比原先长高了，也长白了。不过，朱军叛逆地留着一头长发，后面梳着辫子，胡子也长了出来，绒绒的围了一圈。吴玉萍说：“现在还在画画？”朱军说：“闲下来随便画一些。”吴玉萍说：“人活着还是要有些爱好。”

朱军想说那只是玩一玩，不能靠画画吃饭。可是，他却没有说出来，见吴玉萍在看着他笑，他抿着嘴也笑了笑，伸手接过吴玉萍手中的包，觉得很沉。

“拿了些什么？”

“带了些花生和小米，晚上熬粥喝。”

吴玉萍走在前面，朱军提着包跟在后面。吴玉萍穿件粉红色外衣，下身穿条牛仔裤，脚上穿双运动鞋。没有精心打扮。

防疫站分给吴玉萍一间宿舍，吴玉萍打开门让朱军先进去，朱军进去后，发现家中乱七八糟没人收拾，他知道这是她一个人的小天地。将包放在单人床前。吴玉萍将手提包随手扔在床上，对他说：“你先坐一会，我去打水回来泡茶喝。”说着提了壶出去了。

朱军在床前站了一会，发现家中只有一张带两个抽屉的办公桌，一支床，两把椅，连沙发也没有。床上的被子没有叠，床头扔着穿过的黑袜子，还有条穿过的红裤头。朱军不好意思坐在床上，他在屋里转了一圈，走到窗台前，桌面上有块玻璃板，玻璃板下压着许多黑白照片。他低头发现有他们五年级毕业时的集体照，也有初中毕业的集体照，还有吴玉萍上卫校时的毕业照。朱军感到好奇，觉得这人挺怪的，竟然还保留着这些老照片，看来她是个怀旧的人。朱军认真看了一会，发现其中竟然有自己一张免冠照，这张照片是初中毕业时照的。朱军看到自己的照片，脸不由得绯红起来。心想，她怎么会保存自己的照片呢？

朱军怕吴玉萍回来，赶紧走到床边顺势坐在了忱头上，伸手将屁股下面的忱头提起来放到旁边，回头一看，忱头下面放着一盒避孕套。朱军快速将忱头放回原处，将那盒套盖住，装出没有动过。

吴玉萍提着水回来，放下壶，沏了杯热茶慌得说：“时间到了，你喝口茶，我到前面楼里报个到，马上就回来。”

吴玉萍走后，朱军觉得很无聊，站起来拿眼在屋里看了一圈，有股异味很剌鼻，他寻着异味爬到了床后，用手将床向前一挪，地板上有十多个发黄发黑的避孕套，显然是哪位男士随手扔的。朱军不能忍受这样的异味，拿起门后的扫帚，将变了质的避孕套统统扫进了簸箕里，倒在废纸篓里。朱军放回扫帚，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件荒唐事，这不是在揭人家的短吗？吴玉萍知道后会不好意思。可是，他又不能将那些有味的避孕药再倒回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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